别把废品回收不当回事,互联网+盯上了!六千多亿元的庞大市场,谁最后胜出?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2-05-12 14:51:09

当下从事废品回收O2O业务大有云集之势,比如:“淘弃宝”、“爱回收”(二手产品回收)“再生活”、“收废品”、“虎哥回收”、“回收哥”、“闲豆回收”、“乐收”、“换钱”等,加上没有获得公开报道的项目,可能更多。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创投界


在这个万众互联、万物互联的时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与改变。一些O2O企业通过APP或微信服务号等线上平台,将用户与回收人员或企业对接,甚至有的企业希望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摆在它们面前的是六千多亿元的庞大市场,当然还有缺乏政府支持及充足资金等诸多问题。

家中废品堆积,想妥善处理时却因为找不到回收人员或者回收人员服务太差,而宁愿直接丢弃,是许多人处理废品的常态。如今,一批回收O2O企业希望融入互联网基因,为居民解决卖废品难的问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废品被视为“城市矿山”,而在中国由于回收价值和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回收服务的缺失和水平过低,使得这些“矿藏”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和挖掘,反而演变为一种城市病——垃圾围城。


,2014年我国十大类别的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为2.45亿吨,回收总值为6446.9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吸引了100多家再生回收平台,其中不乏百度阿里巴巴等BAT巨头。不过,这些平台出发点不一样,各自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再生活”公司通过一年多的摸索,自建回收队伍和物流体系,提供周期性的回收和生活服务,吸引了北京、上海20余万用户,日单量达1万余单。

2015年7月,“城市矿山第一股”格林美启动了全国首个全方位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回收哥”,欲成为全国最大的废品废料供应商。“回收哥”专注废品回收,在荆门、武汉、深圳、广州4个城市整编了3000多个回收人员,单日废品回收量已突破300吨。

去年8月上线的“淘弃宝”也自建队伍,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废品上门回收服务。成立时间较短的“淘弃宝”年后将自建分拣中心完善物流体系,并把业务范围从北京市五道口、学院路、回龙观区域扩展至知春路、望京,未来还将进军深圳、成都、西安、广州等地。

换钱”则更关注回收行业本身,除了为已有的万余名用户提供便民的废品上门服务,还想为从业者改善就业环境,谋得社会福利,最终提高回收行业的效率,使该行业标准化。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潘永刚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互联网+”模式可有效整合现有回收人员,提升回收市场的管理层次和整体水平。不过,也有专业人士担忧,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充足的资金,这些平台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


相似的服务模式



这些再生回收平台有着相似的服务模式

首先,通过APP、微信服务号等渠道搭建平台,用户在平台上下单,回收人员接单后与用户联系上门回收废品。

其次,收集的废品直接售卖给再生资源处理企业,将传统的产业链条从5至7条压缩为3条,从而提高了行业效率。传统的回收产业链条分别是用户、个体回收人员、回收站、分拣站、大型回收站、加工处理企业等,而像“再生活”或者“回收哥”只有3条,用户、回收O2O平台、加工处理企业。




各有差异



不过,因为初心不一,以及对回收行业的理解不同,它们提供的服务种类和回收队伍的建立方式都不一样。


服务种类

再生活”专注于用户,因此一切服务都围绕着用户展开。该平台创始人夏凡介绍,“再生活”已建立了二百余人的线下服务队伍为家庭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卖废品的收入以余额的形式存入个人账户,可用于兑换平台便利店的商品和维修手机等生活服务。

夏凡调研发现,单卖废品是亏损的,上门一次成本6元,而收废品的平均客单价只有4元。因此,“再生活”的业务模式为,一次上门,解决客户两个问题。

“回收废品的同时为客户配送周期性消耗的家庭日用品,用两端业务的毛利弥补一次上门的成本。”夏凡说。

这种回收+配送的“正逆物流”运营模式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2015年1月“再生活”完成天使轮融资,同年7月完成A轮融资。今年年初,“再生活”将启动B轮融资。

淘弃宝”也使用“回收+配送”的服务模式。不过,与“再生活”不同的是,“淘弃宝”发现,超市、便利店、零售店等企业用户每天能产生较多的废品,为平台带来可观的利润。因此,除了为5万多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外,“淘弃宝”还为企业用户提供现金结账的周期性服务。

“淘弃宝”创始人李天亦表示,个人用户想象空间大,流量积累后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盈利点,例如通过废品了解用户消费习惯。企业用户利润高,为公司提供了六成现金流。

凭借着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双重服务模式,“淘弃宝”完成了Pre-A轮1500万元融资,今年3月将启动A轮融资,打开北京市场,未来将延伸至深圳、成都、西安、广州等地。

承接了格林美的回收业务,“回收哥”的用户同样包括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两类。不过,“回收哥”的企业用户多为工厂,一次即可回收上百吨废品。考虑到工厂废品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回收哥”使用自有员工而非加盟人员负责企业用户。


“换钱”创始人马宁大学时期就卖过废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痛陈该行业的种种弊端:唯利是图,标准严重缺失,企业没有社会责任心引发二次污染,一线回收人员收入差距大,承担着最重要的工作却未换来应有的尊重等。因此,他聚焦于如何改善一线回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整个行业的效率。

马宁介绍,“换钱”要塑造三个价值:一是为老百姓创造价值,提供O2O废品上门回收便民服务,同时培养其垃圾分拣的习惯;二是为回收人员提供更稳定、体面的工作和更公平的交易环境,为他们解决一些社会福利问题;三是在回收行业塑造标准,通过自动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方式,优化整个供应链,提升效率,控制回收物的流向。

“换钱”没有建立电子支付体系,所有交易现金结账。加盟的回收人员从用户手中购得或者捡拾到废品后转卖给“换钱”,后者再转卖给加工处理企业。

另外,“淘弃宝”和“换钱”都没有取得北京市的再生资源回收资质。对此,“淘弃宝”表示,资质不是难题,公司正在办理手续,未来也可能收购有资质的企业。


回收队伍自筹还是众包?

初心不一的再生回收平台对回收行业的理解也不一样,这直接导致回收队伍的建立方式完全不同。

目前,回收O2O企业建立回收队伍有两种方式:

  • 招聘社会人员成为公司全职员工,开展上门回收业务;

  • 以众包的方式,邀请一线回收人员加盟平台,用抽成或者转卖的方式支付报酬。

自建队伍的“再生活”认为,原有回收人员管理难度大。随着大宗商品市场国际价格不断回落,废品价格也大幅下降,最底层的个体回收人员在行业的生存空间遭到市场挤压,难以保证服务的持续性。个体回收人员原先的盈利模式在于区域垄断、价格不透明、缺斤少两等,整编时就要考虑,价格透明化给回收人员带来的损失能否通过导流的订单量弥补。

“淘弃宝”通过千份当面访谈发现,个体回收人员的素质是一大隐患。居民认为上门回收或多或少地侵犯到了自己的隐私,因此不愿意让公众形象不佳的回收人员进入自己的住宅。而且,对于专注用户的两家企业来说,整编回收人员意味公司无法抓住用户。

不过,“回收哥”认为,上述弊端也是机会。该公司总经理张宇平认为,岗前培训和一套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能够解决管理问题。在回收人员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时,“回收哥”用五到七成的抽成比例更能吸引个体回收人员加盟。

“用利益吸引回收人员加盟,且门槛低,只要有钱赚,回收员就会坚守。”张宇平表示,压缩产业链后,可以用节省的成本来补贴支付给加盟人员的抽成,最后“回收哥”还是能比传统回收模式多挣一到两成。

“当自建的队伍做大后,你会发现,你也变成了区域垄断。”马宁表示,区域垄断是回收行业孕育出的生态环境,自有其道理。

另外他认为,一个涉足回收行业的企业,评判回收人员素质时就已经输了,个体回收人员和企业招聘的社会人员没有素质高低之分。回收人员从事着整个行业中最辛苦最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为用户提供的服务不佳,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应当如何处理。

“用一拨人代替另一拨人回收废品,不能提高行业效率。相反,原有体系中的回收师傅,只要整编好了,他所产生的效益高于自建队伍,因为他更专业。”马宁解释称,最终代替回收师傅的不会是自建队伍,而是更加自动化机械化的设备。


抛开上述纷争,观念不同、模式各异的回收O2O企业们能否生存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这些平台短时间难以形成规模,业内错综复杂,难以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足够的资金,难以支撑到政府转变观念。


当然,最终结果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长期来看,回收O2O是否可行还要看多方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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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废品”来了,垃圾回收的O2O生意怎么做

【来源:品途网】

作为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在事业上也玩得风生水起,早年玩IT,年纪轻轻即已实现财务自由,现在玩垃圾回收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面前这台智能回收机“也很好玩”。

点击触摸屏上的“投瓶”按钮,阀门打开,投入饮料瓶,显示返利金额,可选择为公交卡、手机充值或捐款。我输入手机号码,5秒之内收到成功充值0.1元的短信。

这是盈创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发的“智能化固废回收整体运营解决方案”回收机,可以收集瓶子的生产时间、品牌、型号、去向等数据。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的智能回收机见于北京地铁、机场、学校等公众场所,为企业提高了不少知名度,常涛的理想是用它“颠覆回收业”。常涛设计了一个递进的业务发展模式:做回收机业务,让人们可以在回收机上卖废饮料瓶、废纸、旧智能手机、旧电池、旧节能灯……;上线O2O业务,规范10万一线收废品者,让人们可以在网上下单卖废品;第三是创立一个可再生品品牌,用可再生品做成纯再生品商品出售。

盈创用什么撬动这个沿袭数十年的行业?它凭什么调动用户积极性并取得一线回收者的信任?“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的互联网思维在如此传统的垃圾回收行业玩得转吗?

盈创副总经理刘学颂介绍,盈创目前已在北京铺设了1000台左右智能回收机,公司内部测算,每1000台回收机可以让回收成本降低10%左右。刘学颂打开手机给我看盈创的信息化平台:3月4日,盈创回收饮料瓶数量共350万个,当天有224人投瓶后直接捐掉了,有3394人给一卡通或手机充值,有317个新条码,即新出现的饮料,机器24小时内可自动学习并自动识别。

投入回收机的空瓶子,最终会回到盈创工厂,经过预洗,自动分类、金属检测及人工分拣之后,再经过干湿粉碎,用生物清洗剂深层清洗,深度净化等专业工序,制成聚脂片。这些切片被送往各大饮料工厂制成瓶坯,生成瓶子,完成无害清洁化处理。

从时尚达人到垃圾大户

其实,盈创做智能回收机的初衷并非实现环保目标这般“高大上”。四年前,时尚达人刘学颂“沦落”为跟一线拾荒者抢垃圾时,他们急需解决的是原料短缺问题。

刘学颂曾就职于日本知名的时尚企业,10年前频频被时尚杂志采访。后因机缘巧合,加入盈创。当时公司只有两个高管,另一位高管杨光泽做传统建材起家,必须在一线管理生产制造。因此,热情满满、打算投入品牌宣传工作的刘学颂被推到一线回收垃圾。

“那时真是要疯了!”刘学颂说,“对所有回收企业来说,货源短缺都是痛点。”由于盈创将空瓶回收后,会进行很多零排放、零粉尘的环保处理,处理成本比别人高,所以空瓶回收的价格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盈创的设计产能是5万吨,一年的回收量仅有2万多吨。机器启动需要用氮气达到280度高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因原料短缺,盈创一次停机损失10万以上。

刘学颂曾经秘密约谈几个大户,试图用稍高的价格培养几个大供应商。没想到,“密谈”第二天一早,所有供货商都给她打电话要求涨价。原来这些供应商全是河南人,且几乎全都沾亲带故。后来,她找了一个湖南的供货商,没想到同样被所有河南供货商问责,因为这个供货商的老婆是河南人。

那是个冬天,货源比夏天更为紧张。刘学颂感觉“实在干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同学常涛。

解决饮料瓶货源短缺问题:智能回收机横空出世

。这位北邮的毕业生曾被分配到世界500强普天做软件开发,这也是常涛唯一一次打工经历。2003年后,常涛开始创业,成立了软件企业烽火志城,年销售额达一亿左右,两年后被大唐电信收购。此后,他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不仅仅做服务运营商的产品,而且做服务老百姓的快消类产品”,如摄像头、电子书。

2012年,常涛和中欧商学院的校友发起成立了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任执行会长之一。常涛投资的多为TMT和互联网等“高端”行业。

刘学颂的痛苦却让常涛兴奋不已。常涛调查发现,北京的废品回收几乎全部是个人行为,没有企业涉足。“行业粗放,没有巨头和成型模式,这种草莽状态背后蕴含大机会,我很喜欢。”常涛说,这行的逻辑是一定要先有渠道才有工厂。

有过多年国外生活经历的常涛借鉴了国外的饮料回收机模式。然而,中国和国外的回收生态完全不同:发达国家的废品免费获取,仅靠再生品即可盈利,塑料瓶、玻璃瓶等被回收后会自动分类,投瓶人会得到打折券、积分等奖励,返还的优惠券、打折卡不会给回收企业增加成本。而在中国,饮料瓶要花钱买,积分换不到老百姓的积极性,所以要有充值和返利的模式。为提高消费者积极性,上线不久的智能回收机收购价格比社区高,如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小区五六分钱一个,回收机的回收价是一毛。初期,成本昂贵的智能回收机一天收的塑料瓶甚至还没有一个私人收的多,瓶子本身的利润仅够物流成本。

可那又怎样?互联网思维本来就是要“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

盈创试图靠组合营销实现盈利,即环保理念加百姓使用。去年,盈创智能回收机投放市场不到一年,有400万人次使用。“这很像互联网的点击量,点击量高网站就有价值。智能机的用户量相当于网站400万的点击量,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传递很多信息,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常涛说。

不难发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两侧现有怡宝的形象广告。怡宝作为饮料企业和饮料瓶回收业务相关,且怡宝一直在打造公益形象,和回收机的环保理念契合。盈创还会和饮料公司合作搞活动,如投瓶者喝一瓶怡宝矿泉水,公司给贫困地区捐一瓶水等。

“现在广告收入占70%,活动收入占30%,饮料瓶本身不盈利。”常涛的下一步计划是卖大数据。他希望,盈创收集的大数据可以直接为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比如,哪些品牌的饮料最畅销、哪些品牌的饮料最受哪类人群欢迎、什么时间是饮料的销售旺季等,企业皆可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生产销售方面的决策。“这种方式提供的价值要远高于废瓶子提供的价值。”常涛说,而通过充值,微信互动,盈创慢慢会完善消费者的手机号、微信号、年龄、性别、职业等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企业做精准营销。

“渠道为王”,是共识。然而,智能回收机只能解决饮料瓶回收,其它生活垃圾如何进入盈创的渠道?

解决渠道难题:家家户户卖废品

张阿姨打开手机上的废品回收APP,下单,30分钟内废品回收者必须上门服务,持健康证,统一着装,统一话术,进门穿鞋套……工作人员扫描用户的二维码,卖废品所得收入由此进入张阿姨的微信零钱包。像淘宝一样,回收人员若得了差评,业绩便会受影响。

这是常涛设想的一个月后的一幕。他计划5月底上线一个互联网产品,并同时在微信和APP上投放,藉此实现上门回收O2O。

可如何整合10万一线回收大军?在O2O概念大热之前,常涛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14年,常涛通过同学介绍,找到顺丰北京公司一个副总,参观了顺丰的系统。“很多人不以为顺丰是O2O,但你发现没有?顺丰和滴滴打车很像,唯一区别是百姓没在手机终端用,而只是打电话叫快递。”常涛说,顺丰的效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IT系统。

通过IT系统整合渠道是最简单的,这就好办了,IT是常涛的老行当。常涛把自己的逻辑称为“反向物流系统”:顺丰把工厂的东西送到千家万户,我是把千家万户的东西送到工厂,异曲同工!

废品回收行业数十年如一日,除了老幼更迭,几乎无甚变化。北京有20万人从事这个行业,其中河南固始县人占70%。一线收废品有10万人,其他人做分拣等工作,他们每年为北京运出800万吨废品。这个表面松散的组织其实联系紧密,沾亲带故,有问题找前辈,运转方式类似于旧社会的行会。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是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

常涛希望保留行业的特殊性,他不会雇佣更多员工与一线回收者“抢饭碗”,而是把个体垃圾回收者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每个人仍然负责原有的线下区域。这不仅不需要公司支付薪水,反而可帮助垃圾回收者借助盈创平台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回收业务。用常涛自己的话来说,和这批草莽大军合作,他做的“只是加上一套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然而废品买卖毕竟不似收发快递、乘坐出租车一样频繁,在消费者的生活中也不似后者不可或缺。如何提高回收者和百姓的积极性?

对于一线回收者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更高的收入。盈创压缩了中间环节,把压缩节省的费用补贴给一线回收者。“对于每天收购数十万个瓶子的人来说,一个瓶子多给一分钱,总收入上都会很可观。”有垃圾回收者告诉我。类似于滴滴打车的做法,常涛还计划在上APP初期给回收者一些补贴奖励。

而用户端,刘学颂说,他们在意的不是废品卖了多少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用情怀和活动。一方面通过智能回收机等平台让大家熟悉盈创;另一方面,通过互动活动,如凭积分兑换由回收品做成的礼物,提升年轻人的参与感。

O2O的成败取决于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但在初期阶段,回收人员这群特殊群体的体验才最重要。沿袭六七十年,一线人员已经形成非常固定的工作习惯,他们愿意被“革命”吗?

聂小鹏是河南固始人,2005年中学毕业即加入一线废品回收者行列。他的父母、岳父母、老婆、堂兄弟等亲戚朋友在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有数十人。他回忆称,十年前入行时,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能卖一毛五,而今只能卖六分钱,一个瓶子最多能挣一分钱。此外,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家族式、无组织,再有钱也无法解决买房、孩子上学等问题;低毛利、地牌意识、不受尊重、极其辛苦……

不久前,聂小鹏和几个老乡一起被盈创“收编”,负责为“O2O收废品”做市场调查和招兵买马。他表示,现在大多数同行比较年轻,20-40岁,很多人都会用微信,尤其是和他一样的第三代回收者。

老乡们也有顾虑,担心盈创影响自己世代的饭碗,但“常总答应价格会比其他人给的高一些”让他们稍感心安。目前,盈创已和1万名一线回收者建立合作,培训工作也在迅速推进。

针对特殊的使用群体,技术系统更加接地气。盈创软件业务总监于忠涛表示,去年7月他已做出一版APP,但试用时发现自己忽视了回收人员的接受水平,很多酷炫的功能无法使用。常涛要求必须便捷、简易。今年新开发的版本两三步即可完成操作。如谁来接单,系统会根据回收人员的活动范围自动匹配,系统也设置了很多自动跳转功能,让使用更加简单。

常涛的规划是,当管理日益完善,合作人员的素质逐渐提升后,他们的定位将不是废品回收者,而是社区服务者。“我可以让你做更多,比如买袋大米送到某家,像社区001一样完成最后一公里。赚更多更体面的钱。”

野心勃勃的常涛希望藉此解决政府、企业、废品回收者、客户四方的痛点。对于政府来说,让废品进入有资质的企业,安全回收,不造成二次污染;对企业来说,解决原料不够的问题;对于废品回收者来说,让卖废品的人想找他们时就能找到他们,同时提高社会地位;对于卖废品的人来说,规范、速度快,实现全品类回收。

“回收领域该有百亿企业”

常涛说,智能回收机一来为盈创提高了知名度,二能赚钱,三积累了很多技术能力。去年上线虽不到一年,已有上千万的销售额,几百万的利润。回收机为盈创在行业中确立了地位和知名度,北京每天大概有1000万人能看到这个机器并得知盈创。在此基础上,O2O业务得到市场预热,买卖双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整合资源,控制所有再生品渠道之后,做产品是常涛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世界上的潮流皆如此,所有的回收公司最终都会做产品。盈创与日本设计师合作,正在设计几款爆品,以再生产品为原料,既有意义,实现闭环,又能调动用户的互动热情,还可成为企业的部分盈利来源。

去年以来,和常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回收行业的机遇,他们正在改变这个行业的个人经营状态。如爱回收、回收宝、再生活等,很多企业都在做智能手机回收业务。与盈创不同的是,他们的一线人员是公司内部人员,回收范围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产品上。

常涛也要上智能手机回收机项目。全国废旧手机每年有1亿部,这是高附加值产品,在交易中有足够利润支撑。在盈创计划中,回收的旧手机还是不会自己加工,而是交给深圳的翻新厂。与其它企业不同的是,盈创要解决的是全品类回收问题,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现有一线人群,实现快速、全品类、安全处理。“这也是从商业角度考虑的,低附加值的必须做全品类,边际成本更少,否则无法盈利。”常涛说。

“国外过百亿的回收公司一大堆,国内一定会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出现。”常涛曾经到过欧洲第三大可再生资源回收公司VGG,虽处回收行业,但该公司业务仍能做到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是荷兰最大的再生纸和再生玻璃的供应商,客户覆盖200万个家庭,8万家企业,有员工8000名左右,2000辆车。2013年,该公司产值高达100亿欧元。巧合的是,VGG也是以垃圾回收起家的。

今年年底,盈创预计要铺设3500台智能回收机。为此,常涛把公司一半的人力用在生产研发上,共有50多人,其中软硬件各20多人。“硬件会朝回收种类越来越多走,软件会朝O2O、大数据走,回收机平台是他们的交集。”常涛说,另外有二三十人负责回收机的铺设,其余人负责策划销售。

未来三到五年,常涛计划在其它城市复制北京的智能回收机和O2O业务,这需要大量资金。去年1月,盈创融了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今年年初基本完成A轮投资。

通过铺设智能回收机和开展O2O业务,盈创回收实现了物联网全流程的第一步。常涛还计划通过开发反向物流系统打通回收站点到回收市场的通道。以后统一物流用车,车上配备行车路线监控系统、结算交易系统、车载称重系统及员工管理系统等。数据中心将会根据各个网点的实时数据,规划行车路线,实施再生资源统一定价、电子支付结算等,从而“网罗”整个再生品回收市场,让垃圾回收“智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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