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废品回收不当回事,互联网+盯上了!六千多亿元的庞大市场,谁最后胜出?
当下从事废品回收O2O业务大有云集之势，比如：“淘弃宝”、“爱回收”(二手产品回收)“再生活”、“收废品”、“虎哥回收”、“回收哥”、“闲豆回收”、“乐收”、“换钱”等，加上没有获得公开报道的项目，可能更多。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创投界
在这个万众互联、万物互联的时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与改变。一些O2O企业通过APP或微信服务号等线上平台，将用户与回收人员或企业对接，甚至有的企业希望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摆在它们面前的是六千多亿元的庞大市场，当然还有缺乏政府支持及充足资金等诸多问题。
家中废品堆积，想妥善处理时却因为找不到回收人员或者回收人员服务太差，而宁愿直接丢弃，是许多人处理废品的常态。如今，一批回收O2O企业希望融入互联网基因，为居民解决卖废品难的问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废品被视为“城市矿山”，而在中国由于回收价值和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回收服务的缺失和水平过低，使得这些“矿藏”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和挖掘，反而演变为一种城市病——垃圾围城。
，2014年我国十大类别的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为2.45亿吨，回收总值为6446.9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吸引了100多家再生回收平台，其中不乏百度、阿里巴巴等BAT巨头。不过，这些平台出发点不一样，各自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再生活”公司通过一年多的摸索，自建回收队伍和物流体系，提供周期性的回收和生活服务，吸引了北京、上海20余万用户，日单量达1万余单。
2015年7月，“城市矿山第一股”格林美启动了全国首个全方位分类回收互联网平台“回收哥”，欲成为全国最大的废品废料供应商。“回收哥”专注废品回收，在荆门、武汉、深圳、广州4个城市整编了3000多个回收人员，单日废品回收量已突破300吨。
去年8月上线的“淘弃宝”也自建队伍，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废品上门回收服务。成立时间较短的“淘弃宝”年后将自建分拣中心完善物流体系，并把业务范围从北京市五道口、学院路、回龙观区域扩展至知春路、望京，未来还将进军深圳、成都、西安、广州等地。
“换钱”则更关注回收行业本身，除了为已有的万余名用户提供便民的废品上门服务，还想为从业者改善就业环境，谋得社会福利，最终提高回收行业的效率，使该行业标准化。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会长潘永刚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互联网+”模式可有效整合现有回收人员，提升回收市场的管理层次和整体水平。不过，也有专业人士担忧，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充足的资金，这些平台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
这些再生回收平台有着相似的服务模式。
首先，通过APP、微信服务号等渠道搭建平台，用户在平台上下单，回收人员接单后与用户联系上门回收废品。
其次，收集的废品直接售卖给再生资源处理企业，将传统的产业链条从5至7条压缩为3条，从而提高了行业效率。传统的回收产业链条分别是用户、个体回收人员、回收站、分拣站、大型回收站、加工处理企业等，而像“再生活”或者“回收哥”只有3条，用户、回收O2O平台、加工处理企业。
不过，因为初心不一，以及对回收行业的理解不同，它们提供的服务种类和回收队伍的建立方式都不一样。
服务种类
“再生活”专注于用户，因此一切服务都围绕着用户展开。该平台创始人夏凡介绍，“再生活”已建立了二百余人的线下服务队伍为家庭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卖废品的收入以余额的形式存入个人账户，可用于兑换平台便利店的商品和维修手机等生活服务。
夏凡调研发现，单卖废品是亏损的，上门一次成本6元，而收废品的平均客单价只有4元。因此，“再生活”的业务模式为，一次上门，解决客户两个问题。
“回收废品的同时为客户配送周期性消耗的家庭日用品，用两端业务的毛利弥补一次上门的成本。”夏凡说。
这种回收+配送的“正逆物流”运营模式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2015年1月“再生活”完成天使轮融资，同年7月完成A轮融资。今年年初，“再生活”将启动B轮融资。
“淘弃宝”也使用“回收+配送”的服务模式。不过，与“再生活”不同的是，“淘弃宝”发现，超市、便利店、零售店等企业用户每天能产生较多的废品，为平台带来可观的利润。因此，除了为5万多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外，“淘弃宝”还为企业用户提供现金结账的周期性服务。
“淘弃宝”创始人李天亦表示，个人用户想象空间大，流量积累后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多盈利点，例如通过废品了解用户消费习惯。企业用户利润高，为公司提供了六成现金流。
凭借着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双重服务模式，“淘弃宝”完成了Pre-A轮1500万元融资，今年3月将启动A轮融资，打开北京市场，未来将延伸至深圳、成都、西安、广州等地。
承接了格林美的回收业务，“回收哥”的用户同样包括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两类。不过，“回收哥”的企业用户多为工厂，一次即可回收上百吨废品。考虑到工厂废品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回收哥”使用自有员工而非加盟人员负责企业用户。
“换钱”创始人马宁大学时期就卖过废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痛陈该行业的种种弊端：唯利是图，标准严重缺失，企业没有社会责任心引发二次污染，一线回收人员收入差距大，承担着最重要的工作却未换来应有的尊重等。因此，他聚焦于如何改善一线回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整个行业的效率。
马宁介绍，“换钱”要塑造三个价值：一是为老百姓创造价值，提供O2O废品上门回收便民服务，同时培养其垃圾分拣的习惯；二是为回收人员提供更稳定、体面的工作和更公平的交易环境，为他们解决一些社会福利问题；三是在回收行业塑造标准，通过自动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方式，优化整个供应链，提升效率，控制回收物的流向。
“换钱”没有建立电子支付体系，所有交易现金结账。加盟的回收人员从用户手中购得或者捡拾到废品后转卖给“换钱”，后者再转卖给加工处理企业。
另外，“淘弃宝”和“换钱”都没有取得北京市的再生资源回收资质。对此，“淘弃宝”表示，资质不是难题，公司正在办理手续，未来也可能收购有资质的企业。
回收队伍自筹还是众包？
初心不一的再生回收平台对回收行业的理解也不一样，这直接导致回收队伍的建立方式完全不同。
目前，回收O2O企业建立回收队伍有两种方式：
招聘社会人员成为公司全职员工，开展上门回收业务；
以众包的方式，邀请一线回收人员加盟平台，用抽成或者转卖的方式支付报酬。
自建队伍的“再生活”认为，原有回收人员管理难度大。随着大宗商品市场国际价格不断回落，废品价格也大幅下降，最底层的个体回收人员在行业的生存空间遭到市场挤压，难以保证服务的持续性。个体回收人员原先的盈利模式在于区域垄断、价格不透明、缺斤少两等，整编时就要考虑，价格透明化给回收人员带来的损失能否通过导流的订单量弥补。
“淘弃宝”通过千份当面访谈发现，个体回收人员的素质是一大隐患。居民认为上门回收或多或少地侵犯到了自己的隐私，因此不愿意让公众形象不佳的回收人员进入自己的住宅。而且，对于专注用户的两家企业来说，整编回收人员意味公司无法抓住用户。
不过，“回收哥”认为，上述弊端也是机会。该公司总经理张宇平认为，岗前培训和一套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能够解决管理问题。在回收人员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时，“回收哥”用五到七成的抽成比例更能吸引个体回收人员加盟。
“用利益吸引回收人员加盟，且门槛低，只要有钱赚，回收员就会坚守。”张宇平表示，压缩产业链后，可以用节省的成本来补贴支付给加盟人员的抽成，最后“回收哥”还是能比传统回收模式多挣一到两成。
“当自建的队伍做大后，你会发现，你也变成了区域垄断。”马宁表示，区域垄断是回收行业孕育出的生态环境，自有其道理。
另外他认为，一个涉足回收行业的企业，评判回收人员素质时就已经输了，个体回收人员和企业招聘的社会人员没有素质高低之分。回收人员从事着整个行业中最辛苦最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为用户提供的服务不佳，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应当如何处理。
“用一拨人代替另一拨人回收废品，不能提高行业效率。相反，原有体系中的回收师傅，只要整编好了，他所产生的效益高于自建队伍，因为他更专业。”马宁解释称，最终代替回收师傅的不会是自建队伍，而是更加自动化机械化的设备。
抛开上述纷争，观念不同、模式各异的回收O2O企业们能否生存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这些平台短时间难以形成规模，业内错综复杂，难以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足够的资金，难以支撑到政府转变观念。
当然，最终结果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长期来看，回收O2O是否可行还要看多方努力的结果。
=========
“互联网+废品”来了，垃圾回收的O2O生意怎么做
【来源：品途网】
作为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在事业上也玩得风生水起，早年玩IT，年纪轻轻即已实现财务自由，现在玩垃圾回收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面前这台智能回收机“也很好玩”。
点击触摸屏上的“投瓶”按钮，阀门打开，投入饮料瓶，显示返利金额，可选择为公交卡、手机充值或捐款。我输入手机号码，5秒之内收到成功充值0.1元的短信。
这是盈创基于物联网技术开发的“智能化固废回收整体运营解决方案”回收机，可以收集瓶子的生产时间、品牌、型号、去向等数据。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的智能回收机见于北京地铁、机场、学校等公众场所，为企业提高了不少知名度，常涛的理想是用它“颠覆回收业”。常涛设计了一个递进的业务发展模式：做回收机业务，让人们可以在回收机上卖废饮料瓶、废纸、旧智能手机、旧电池、旧节能灯……；上线O2O业务，规范10万一线收废品者，让人们可以在网上下单卖废品；第三是创立一个可再生品品牌，用可再生品做成纯再生品商品出售。
盈创用什么撬动这个沿袭数十年的行业？它凭什么调动用户积极性并取得一线回收者的信任？“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的互联网思维在如此传统的垃圾回收行业玩得转吗？
盈创副总经理刘学颂介绍，盈创目前已在北京铺设了1000台左右智能回收机，公司内部测算，每1000台回收机可以让回收成本降低10%左右。刘学颂打开手机给我看盈创的信息化平台：3月4日，盈创回收饮料瓶数量共350万个，当天有224人投瓶后直接捐掉了，有3394人给一卡通或手机充值，有317个新条码，即新出现的饮料，机器24小时内可自动学习并自动识别。
投入回收机的空瓶子，最终会回到盈创工厂，经过预洗，自动分类、金属检测及人工分拣之后，再经过干湿粉碎，用生物清洗剂深层清洗，深度净化等专业工序，制成聚脂片。这些切片被送往各大饮料工厂制成瓶坯，生成瓶子，完成无害清洁化处理。
从时尚达人到垃圾大户
其实，盈创做智能回收机的初衷并非实现环保目标这般“高大上”。四年前，时尚达人刘学颂“沦落”为跟一线拾荒者抢垃圾时，他们急需解决的是原料短缺问题。
刘学颂曾就职于日本知名的时尚企业，10年前频频被时尚杂志采访。后因机缘巧合，加入盈创。当时公司只有两个高管，另一位高管杨光泽做传统建材起家，必须在一线管理生产制造。因此，热情满满、打算投入品牌宣传工作的刘学颂被推到一线回收垃圾。
“那时真是要疯了！”刘学颂说，“对所有回收企业来说，货源短缺都是痛点。”由于盈创将空瓶回收后，会进行很多零排放、零粉尘的环保处理，处理成本比别人高，所以空瓶回收的价格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盈创的设计产能是5万吨，一年的回收量仅有2万多吨。机器启动需要用氮气达到280度高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因原料短缺，盈创一次停机损失10万以上。
刘学颂曾经秘密约谈几个大户，试图用稍高的价格培养几个大供应商。没想到，“密谈”第二天一早，所有供货商都给她打电话要求涨价。原来这些供应商全是河南人，且几乎全都沾亲带故。后来，她找了一个湖南的供货商，没想到同样被所有河南供货商问责，因为这个供货商的老婆是河南人。
那是个冬天，货源比夏天更为紧张。刘学颂感觉“实在干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同学常涛。
解决饮料瓶货源短缺问题：智能回收机横空出世
。这位北邮的毕业生曾被分配到世界500强普天做软件开发，这也是常涛唯一一次打工经历。2003年后，常涛开始创业，成立了软件企业烽火志城，年销售额达一亿左右，两年后被大唐电信收购。此后，他创办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不仅仅做服务运营商的产品，而且做服务老百姓的快消类产品”，如摄像头、电子书。
2012年，常涛和中欧商学院的校友发起成立了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任执行会长之一。常涛投资的多为TMT和互联网等“高端”行业。
刘学颂的痛苦却让常涛兴奋不已。常涛调查发现，北京的废品回收几乎全部是个人行为，没有企业涉足。“行业粗放，没有巨头和成型模式，这种草莽状态背后蕴含大机会，我很喜欢。”常涛说，这行的逻辑是一定要先有渠道才有工厂。
有过多年国外生活经历的常涛借鉴了国外的饮料回收机模式。然而，中国和国外的回收生态完全不同：发达国家的废品免费获取，仅靠再生品即可盈利，塑料瓶、玻璃瓶等被回收后会自动分类，投瓶人会得到打折券、积分等奖励，返还的优惠券、打折卡不会给回收企业增加成本。而在中国，饮料瓶要花钱买，积分换不到老百姓的积极性，所以要有充值和返利的模式。为提高消费者积极性，上线不久的智能回收机收购价格比社区高，如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小区五六分钱一个，回收机的回收价是一毛。初期，成本昂贵的智能回收机一天收的塑料瓶甚至还没有一个私人收的多，瓶子本身的利润仅够物流成本。
可那又怎样？互联网思维本来就是要“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牛去买单”。
盈创试图靠组合营销实现盈利，即环保理念加百姓使用。去年，盈创智能回收机投放市场不到一年，有400万人次使用。“这很像互联网的点击量，点击量高网站就有价值。智能机的用户量相当于网站400万的点击量，这个过程中我可以传递很多信息，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常涛说。
不难发现，智能饮料瓶回收机两侧现有怡宝的形象广告。怡宝作为饮料企业和饮料瓶回收业务相关，且怡宝一直在打造公益形象，和回收机的环保理念契合。盈创还会和饮料公司合作搞活动，如投瓶者喝一瓶怡宝矿泉水，公司给贫困地区捐一瓶水等。
“现在广告收入占70%，活动收入占30%，饮料瓶本身不盈利。”常涛的下一步计划是卖大数据。他希望，盈创收集的大数据可以直接为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比如，哪些品牌的饮料最畅销、哪些品牌的饮料最受哪类人群欢迎、什么时间是饮料的销售旺季等，企业皆可根据这些数据做出生产销售方面的决策。“这种方式提供的价值要远高于废瓶子提供的价值。”常涛说，而通过充值，微信互动，盈创慢慢会完善消费者的手机号、微信号、年龄、性别、职业等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企业做精准营销。
“渠道为王”，是共识。然而，智能回收机只能解决饮料瓶回收，其它生活垃圾如何进入盈创的渠道？
解决渠道难题：家家户户卖废品
张阿姨打开手机上的废品回收APP，下单，30分钟内废品回收者必须上门服务，持健康证，统一着装，统一话术，进门穿鞋套……工作人员扫描用户的二维码，卖废品所得收入由此进入张阿姨的微信零钱包。像淘宝一样，回收人员若得了差评，业绩便会受影响。
这是常涛设想的一个月后的一幕。他计划5月底上线一个互联网产品，并同时在微信和APP上投放，藉此实现上门回收O2O。
可如何整合10万一线回收大军？在O2O概念大热之前，常涛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14年，常涛通过同学介绍，找到顺丰北京公司一个副总，参观了顺丰的系统。“很多人不以为顺丰是O2O，但你发现没有？顺丰和滴滴打车很像，唯一区别是百姓没在手机终端用，而只是打电话叫快递。”常涛说，顺丰的效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IT系统。
通过IT系统整合渠道是最简单的，这就好办了，IT是常涛的老行当。常涛把自己的逻辑称为“反向物流系统”：顺丰把工厂的东西送到千家万户，我是把千家万户的东西送到工厂，异曲同工！
废品回收行业数十年如一日，除了老幼更迭，几乎无甚变化。北京有20万人从事这个行业，其中河南固始县人占70%。一线收废品有10万人，其他人做分拣等工作，他们每年为北京运出800万吨废品。这个表面松散的组织其实联系紧密，沾亲带故，有问题找前辈，运转方式类似于旧社会的行会。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是效率比较高，成本比较低。
常涛希望保留行业的特殊性，他不会雇佣更多员工与一线回收者“抢饭碗”，而是把个体垃圾回收者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每个人仍然负责原有的线下区域。这不仅不需要公司支付薪水，反而可帮助垃圾回收者借助盈创平台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回收业务。用常涛自己的话来说，和这批草莽大军合作，他做的“只是加上一套系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然而废品买卖毕竟不似收发快递、乘坐出租车一样频繁，在消费者的生活中也不似后者不可或缺。如何提高回收者和百姓的积极性？
对于一线回收者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更高的收入。盈创压缩了中间环节，把压缩节省的费用补贴给一线回收者。“对于每天收购数十万个瓶子的人来说，一个瓶子多给一分钱，总收入上都会很可观。”有垃圾回收者告诉我。类似于滴滴打车的做法，常涛还计划在上APP初期给回收者一些补贴奖励。
而用户端，刘学颂说，他们在意的不是废品卖了多少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用情怀和活动。一方面通过智能回收机等平台让大家熟悉盈创；另一方面，通过互动活动，如凭积分兑换由回收品做成的礼物，提升年轻人的参与感。
O2O的成败取决于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但在初期阶段，回收人员这群特殊群体的体验才最重要。沿袭六七十年，一线人员已经形成非常固定的工作习惯，他们愿意被“革命”吗？
聂小鹏是河南固始人，2005年中学毕业即加入一线废品回收者行列。他的父母、岳父母、老婆、堂兄弟等亲戚朋友在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有数十人。他回忆称，十年前入行时，一个500毫升的饮料瓶能卖一毛五，而今只能卖六分钱，一个瓶子最多能挣一分钱。此外，这个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家族式、无组织，再有钱也无法解决买房、孩子上学等问题；低毛利、地牌意识、不受尊重、极其辛苦……
不久前，聂小鹏和几个老乡一起被盈创“收编”，负责为“O2O收废品”做市场调查和招兵买马。他表示，现在大多数同行比较年轻，20-40岁，很多人都会用微信，尤其是和他一样的第三代回收者。
老乡们也有顾虑，担心盈创影响自己世代的饭碗，但“常总答应价格会比其他人给的高一些”让他们稍感心安。目前，盈创已和1万名一线回收者建立合作，培训工作也在迅速推进。
针对特殊的使用群体，技术系统更加接地气。盈创软件业务总监于忠涛表示，去年7月他已做出一版APP，但试用时发现自己忽视了回收人员的接受水平，很多酷炫的功能无法使用。常涛要求必须便捷、简易。今年新开发的版本两三步即可完成操作。如谁来接单，系统会根据回收人员的活动范围自动匹配，系统也设置了很多自动跳转功能，让使用更加简单。
常涛的规划是，当管理日益完善，合作人员的素质逐渐提升后，他们的定位将不是废品回收者，而是社区服务者。“我可以让你做更多，比如买袋大米送到某家，像社区001一样完成最后一公里。赚更多更体面的钱。”
野心勃勃的常涛希望藉此解决政府、企业、废品回收者、客户四方的痛点。对于政府来说，让废品进入有资质的企业，安全回收，不造成二次污染；对企业来说，解决原料不够的问题；对于废品回收者来说，让卖废品的人想找他们时就能找到他们，同时提高社会地位；对于卖废品的人来说，规范、速度快，实现全品类回收。
“回收领域该有百亿企业”
常涛说，智能回收机一来为盈创提高了知名度，二能赚钱，三积累了很多技术能力。去年上线虽不到一年，已有上千万的销售额，几百万的利润。回收机为盈创在行业中确立了地位和知名度，北京每天大概有1000万人能看到这个机器并得知盈创。在此基础上，O2O业务得到市场预热，买卖双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整合资源，控制所有再生品渠道之后，做产品是常涛的必然选择。他认为，世界上的潮流皆如此，所有的回收公司最终都会做产品。盈创与日本设计师合作，正在设计几款爆品，以再生产品为原料，既有意义，实现闭环，又能调动用户的互动热情，还可成为企业的部分盈利来源。
去年以来，和常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回收行业的机遇，他们正在改变这个行业的个人经营状态。如爱回收、回收宝、再生活等，很多企业都在做智能手机回收业务。与盈创不同的是，他们的一线人员是公司内部人员，回收范围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产品上。
常涛也要上智能手机回收机项目。全国废旧手机每年有1亿部，这是高附加值产品，在交易中有足够利润支撑。在盈创计划中，回收的旧手机还是不会自己加工，而是交给深圳的翻新厂。与其它企业不同的是，盈创要解决的是全品类回收问题，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现有一线人群，实现快速、全品类、安全处理。“这也是从商业角度考虑的，低附加值的必须做全品类，边际成本更少，否则无法盈利。”常涛说。
“国外过百亿的回收公司一大堆，国内一定会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出现。”常涛曾经到过欧洲第三大可再生资源回收公司VGG，虽处回收行业，但该公司业务仍能做到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是荷兰最大的再生纸和再生玻璃的供应商，客户覆盖200万个家庭，8万家企业，有员工8000名左右，2000辆车。2013年，该公司产值高达100亿欧元。巧合的是，VGG也是以垃圾回收起家的。
今年年底，盈创预计要铺设3500台智能回收机。为此，常涛把公司一半的人力用在生产研发上，共有50多人，其中软硬件各20多人。“硬件会朝回收种类越来越多走，软件会朝O2O、大数据走，回收机平台是他们的交集。”常涛说，另外有二三十人负责回收机的铺设，其余人负责策划销售。
未来三到五年，常涛计划在其它城市复制北京的智能回收机和O2O业务，这需要大量资金。去年1月，盈创融了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投资。今年年初基本完成A轮投资。
通过铺设智能回收机和开展O2O业务，盈创回收实现了物联网全流程的第一步。常涛还计划通过开发反向物流系统打通回收站点到回收市场的通道。以后统一物流用车，车上配备行车路线监控系统、结算交易系统、车载称重系统及员工管理系统等。数据中心将会根据各个网点的实时数据，规划行车路线，实施再生资源统一定价、电子支付结算等，从而“网罗”整个再生品回收市场，让垃圾回收“智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