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去了「第三空间」:人类学家眼中的「废品生活」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7-31 16:37:38

今年五月,我們出版了人類學學者胡嘉明、張劼穎合著的《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和空間》一書。這本書源自兩位學者對北京市郊拾荒人和廢品回收者社群的深入探訪。城市邊緣、流動人口、與垃圾相關的「污名」,多重的身份構成了這一群體獨特的生活狀態和意義脈絡,本書的內容呈現了「盛世中國」一個往往被人忽視的面向。


前一段時間,獲雨果科幻獎的《北京折疊》倍受關注,連帶引發對於階級固化的討論。兩千萬的垃圾工人構成了「第三空間」人口的主體。或許可以說,胡嘉明和張劼穎兩位作者從真實的「第三空間」帶回了第一手的觀察。


今天的內容轉載自微信號:鳳凰網文化(ID: fhwwhpd)

我們覺得這篇內容特別好,分享給你們。




(本文原標題爲:觉得郝景芳对垃圾工太残酷?你大概没见过盛世中国里真正的“废品生活”


随着郝景芳摘得雨果奖,以《北京折叠》的主人公老刀为代表的拾荒者群体再一次被城市“看见”。国内读者热衷于讨论阶级分化带来的巨大隔阂和不平等,海外的读者则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忧心忡忡。《北京折叠》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


在不同的空间里,分门别类住着不同的人,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一空间则是当权的管理者。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主角老刀是两千万垃圾工人中的一个,一个月工资一万块,而他希望能让自己捡来的孩子糖糖,上一月一万五学费的幼儿园,为了这个花费,他宁愿冒险去其他空间送信。


在送信途中,他在第一空间偶然得知,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人已经可以处理垃圾,只不过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保留了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人的工作。因而,这些人只能被“塞到夜里”,不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


可怕的是连通货膨胀都不会传送到第三空间,可怕的是连被压榨的价值都没有了。



时不常有人问郝景芳,不觉得你描绘的三重空间的世界太冷血了吗,她说,“这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她还是不能接受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还是愿意让他们在荒谬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意义。


这一切,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学新书《废品生活》不谋而合,现实与科幻、当下与未来在此交轨,看似温情脉脉却又让人不寒而栗。觉得郝景芳对垃圾工太残酷?可能你还没见过盛世中国里真正的“废品生活”。


《废品生活》的两位作者——胡嘉明和张劼颖都对所书写的拾荒群体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从2007年11月开始,张劼颖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和几个同学组成调查小队,开始进入冷水村。田野工作从尝试接触、进入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世界开始。张劼颖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才慢慢建立和培养双方的关系。胡嘉明则于2008 年底,因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关于城乡移民的研究项目来到冷水村,认识了张劼颖,之后共同跟踪调研拾荒社群,一直到2011 年。四五年之间,17户家庭成为两人稳定的调查对象,有13户家庭和他们成为相互信任、深入交流的朋友。


在她们看来,从北京这座大都市看废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在北京,废品从来就不是垃圾那么简单,它与城市文化、公民界限,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成功把人数将近7,000的个体回收贸易人,组织为一个叫“北京市废品回收公司”的国营单位。随着计划经济的兴起,回收的旧物开始转变,报纸和政府单位的宣传印刷品成为重要的回收品。……从1966年开始,废品回收成为一个奉献国家工业的行为,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下的公民责任,号称能把每人每天节省回收的点滴,融入整个工业制造的机械里;而在当时“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超英赶美”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废品回收被勾连为“光荣建国服务”的一种日常实践(Goldstein 2006:270–273)。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不只意味着往后三十多年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更是一种新社会文化的来临——“丢弃文化”。大卫·哈维论说,丢弃文化是一种欧洲与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形式”,使用和丢弃一次性物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习惯和性格。我们不但丢弃一次性的餐具和饭盒,还丢弃太多一次性的衣服鞋袜。丢弃文化甚至蔓延到我们的社会关系,比如极速的婚姻结合和离散(1991:284–308)。如今,这种丢弃文化也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0年后的全民消费,进一步加剧“消费就是为了丢弃”的逻辑。同时,市场经济所来的通胀,让只值一分几毛的回收行为变得可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后来改名为“北京物资回收公司”的国营回收单位,也逐渐把本来驻扎社区的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车公司项目,令原来全市两千多个回收站降为后来的几个。……国营回收单位逐渐远离了废品回收的一线,随之冒起的现象是饮食旅馆、小区百货、商场等直接跟收废品群体交易,垃圾成为一种可售卖的商品,而收废品人则争相以高价买下这些“垃圾源头地盘”,以开拓他们的废品转售生意。


《废品生活》所关注的,就是这个十几万人的收废品人群体——他们的生活,以及废品和收废品人所编织的城市化空间和实践。事实上,废品现象并不局限于北京,而是充斥在全国各层的城乡空间。这使得废品在当代中国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标示着社会经济文化、阶级界限、国民行为和身份,都在剧烈转变。如果废品在民国和毛泽东时代都标志着那么独特的国家城市文化和现代性,今天从废品看盛世中国,可以展开更复杂的有关城乡关系、空间和城市化过程的分析。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作者胡嘉明张劼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这是一本视角独特的人类学作品。它的一系列田野考察呈现和讲述在经济迅速发展之下、北京城乡废品从业者的生活世界,并将垃圾视作参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物质,审视它如何有机地参与在中国的转型社会过程:阶层断裂、政策壁垒、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流动性和城乡隔阂,纠缠在一起。



废品院子(书中插图)


凤凰文化例举了《北京折叠》与《废品生活》中对于拾荒者生活中衣、食、住、行、教育、工作、心理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城市中的“隐形人”。


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近未来,越发扩大的阶级鸿沟、科技、环境与就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留守儿童的教育……等诸多命题都值得我们去关切,而在这背后,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他者”,垃圾工如何获取尊严和价值,是更应该引起痛思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些看似隐形的垃圾工,在为我们这个沉浸于“买买买,丢丢丢”的狂欢中的消费时代赋予新的意义。


以下段落中,摘自《废品生活》的部分以繁体字原版呈现以作区分,希望能带给您最好的阅读体验。


居住环境


从垃圾站下班之后,老刀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白色衬衫和褐色裤子,这是他唯一一套体面衣服,衬衫袖口磨了边,他把袖子卷到胳膊肘。老刀四十八岁,没结婚,已经过了注意外表的年龄,又没人照顾起居,这一套衣服留着穿了很多年,每次穿一天,回家就脱了叠上。他在垃圾站上班,没必要穿得体面。


彭蠡带老刀上楼,进屋。他的单人小房子和一般公租屋无异,六平米房间,一个厕所,一个能做菜的角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胶囊床铺,胶囊下是抽拉式箱柜,可以放衣服物品。墙面上有水渍和鞋印,没做任何修饰,只是歪斜着贴了几个挂钩,挂着夹克和裤子。进屋后,彭蠡把墙上的衣服毛巾都取下来,塞到最靠边的抽屉里。转换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挂出来。老刀以前也住这样的单人公租房。一进屋,他就感到一股旧日的气息。


——《北京折叠》


冷水村为外地人提供廉价的出租屋(书中插图)


馬大姐租了一個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間住人,院子用來堆放廢品。一個大鐵門,旁邊掛著一個木牌,用油漆寫著「廢品收購站」。院子裏面,有堆積如山的塑料瓶子,還有各式廢品,堆得很高。一進她家,就可以看見各種小學生的獎狀,新新舊舊的,貼滿整面牆,而地面上一塵不染,床單乾淨平整。整個房間十分敞亮,整潔得讓來客有點手足無措,不知道坐哪兒,也不好意思隨便亂坐。


——《廢品生活》



冷水主路,旁边的别墅区隐约可见(书中插图)


以後每次見圖大爺,他都熱情地邀我們進他的屋子裏去坐。他的房間和這個村子裏其他的屋子差不多,十一二平方米,裏面黑乎乎的,簡單的櫃子和一台電視。還有兩張床,空著一張床,圖大爺說是為了有時候過來看望他的親戚。比起這個村子裏常見的出租屋,他這間好像更黑、更冷、更雜亂。在光線好的時候,我才看清楚,原來房間被各式各樣的舊貨堆滿了,甚至還有一大堆舊玩具,大都是從廢品中撿回來、打算再利用的。電視機也是從廢品裏撿的。一到他家,他就叫我們坐在床上,然後打開電視。可是電視壞了,僅有的三個台都特別模糊,還有刺刺啦啦的噪音。他問我們會不會修,還把遙控器遞過來請我們調一調。我們才注意到這個滿是污垢的舊遙控器和電視不配套,一問才知道,遙控器也是從其他地方弄到的舊貨。


——《廢品生活》


饮食条件


“哎,你们知道那儿一盘回锅肉多少钱吗?”那个叫小李的少年说。


“靠,菜里有沙子。”另外一个叫小丁的胖少年突然捂住嘴说,他的指甲里还带着黑泥, “坑人啊。得找老板退钱!”


“人家那儿一盘回锅肉,就三百四。”小李说,“三百四!一盘水煮牛肉四百二呢。”


“什么玩意?这么贵。”小丁捂着腮帮子咕哝道。


另外两个少年对谈话没兴趣,还在埋头吃面,小李低头看着他们,眼睛似乎穿过他们,看到了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目光里有热切。


老刀的肚子也感觉到饥饿。他迅速转开眼睛,可是来不及了,那种感觉迅速席卷了他,胃的空虚像是一个深渊,让他身体微微发颤。他有一个月不吃清晨这顿饭了。


——《北京折叠》



早市是附近外来打工者的消费场所(书中插图)


雖然收入比起打工者不算低,但是他們兩口子甚麼都非常節省。我們有一次在路上,遇見王大哥在麵食攤上買幾個沒有餡的小饅頭,當午飯吃。老闆拿了大的饅頭,他堅持換成小的,因為小的稍微便宜一點。


——《廢品生活》



早市一隅:活鸡售卖摊点(书中插图)


說回圖大爺的開餐館的三兒子,我們問起餐館在哪裏,本來想要去看一下,把兩老說不明白的事問清楚,但沒有想到圖大爺竟然說,兒子最近被抓進監獄裏去了!去年端午進去的,已經關了八個月,還差一個月就要出來了。問為甚麼,圖大爺滿腔氣憤,說是「包糭子」被抓了。後來才搞明白,原來每年端午節,大兒子都會製作一批糭子賣。去年正在晾曬清洗完的糭子葉子,被執法人員看見,「執法人說是太髒,就被抓起來了」。我們估計,除了衛生條件問題,恐怕他們也沒有甚麼營業執照,實際上在冷水村範圍,大部分小生意小作坊之所以能生存,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有按照規則申請執照,而如果他們需要交付經營許可衛生證照之類的行政手續,恐怕很多人就不會幹了。首先,他們並不瞭解這一系列申請審批的手續,就算瞭解,對他們而言手續成本也太高,根本無法小本經營。


 ……


在有大量外省農民工為了服務城市化需求,居留北京的這種邊緣地區,一天要解決三餐,他們無力在市區消費,也沒有自己做飯的條件(住在沒有廚房的宿舍、一個人自己做飯成本太貴等),而有食品安全保障的大型連鎖食品店也不願意在那裏開店,到底這三餐如何解決?可能就得依靠像圖大爺兒子這樣持點小本金,有點廚藝,肯冒風險,肯一年不放假,以低成本進貨售賣便宜熟食,以好味道、低價格、份量夠,滿足工人群體的基本吃飯問題。我們無意為圖大爺的兒子或者「黑作坊」辯護,只是在冷水村範圍裏,可能所有的餐飲服務都像圖大爺兒子一樣,根據時節和市場的需求變化,製作食品營生,默默的服務著附近上千萬的農民工人,他們不可能有甚麼執照。


——《廢品生活》


教育&下一代


老刀去幼儿园咨询的时候,着实被吓到了。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只有最后剩下的寥寥几个名额分给苦熬排队的爹妈。这只是一般不错的幼儿园,更好一点的连排队都不行,从一开始就是钱买机会。老刀本来没什么奢望,可是自从糖糖一岁半之后,就特别喜欢音乐,每次在外面听见音乐,她就小脸放光,跟着扭动身子手舞足蹈。那个时候她特别好看。老刀对此毫无抵抗力,他就像被舞台上的灯光层层围绕着,只看到一片耀眼。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送糖糖去一个能教音乐和跳舞的幼儿园。


——《北京折叠》



废品场也是孩子的游乐场(书中插图)


馬大姐有兩個孩子,兒子在北京上完小學,不得不回家念初中。馬大姐其實想留兒子在身邊。可是在北京念初中要交高額的借讀費,就算上了,日後也無法適應老家的高考,所以只好送回家。擔心兒子在家沒人照管,她把兒子送進了可以寄宿的私立初中,每年光學費就要交12,000元。

 

有一次放暑假,兒子回北京來。他爸忙不過來,就讓兒子幫手收拾一下瓶子。她一下就發火了。她嚴厲地告訴丈夫,寧願自己做,絕對不能讓兒子動手,「一下也不能碰!」馬大姐認為,自己的兒子「一定要拿到大學文憑,有了大學文憑就好辦了,我就是找人、花錢買、不管幹啥,也要給他找個好工作!」她還有個希望,是給兒子在城裏買房,「這樣他有錢了,就可以直接買車了」,她說,「這算是我的一個理想」。……對她而言,廢品就像是一個標誌著自己卑微身份的象徵。它的「髒」好像具有一種污染性,如果想要下一代擁有一個更有社會地位和尊嚴的未來,就「一下也不能碰」。


——《廢品生活》


王大哥說自己很擔心小孩會上網過度,大概因為他自己常常聽說有些留守兒童沉迷網絡的事情。他還很擔心她們看甚麼不良的網頁,學壞了。為了教女兒,他簡直是處心積慮:

 

有一次我騙她們倆,說今年過年不回家了,因為生意不好,沒有賺到錢。其實我回家了,但是沒有往自己家裏奔,先在親戚家裏住下來,然後到學校附近的網吧守著,看看自己的小孩有沒有在網吧流連。我蹲了兩天沒有看到孩子,又琢磨是否她們碰巧這兩天沒有來?後來回家了,我還要套他們的話,說網吧老闆是我戰友的老婆,人家告訴我我的孩子總去上網。我兩個女兒說根本不可能,因為從來沒有去過,我才終於放心。


——《廢品生活》


第三空间有两千万垃圾工,他们是夜晚的主人。另三千万人靠贩卖衣服食物燃料和保险过活,但绝大多数人心知肚明,垃圾工才是第三空间繁荣的支柱。每每在繁花似锦的霓虹灯下漫步,老刀就觉得头顶都是食物残渣构成的彩虹。这种感觉他没法和人交流,年轻一代不喜欢做垃圾工,他们千方百计在舞厅里表现自己,希望能找到一个打碟或伴舞的工作。在服装店做一个店员也是好的选择,手指只拂过轻巧衣物,不必在泛着酸味的腐烂物中寻找塑料和金属。少年们已经不那么恐惧生存,他们更在意外表。


——《北京折叠》


2011年的夏天,王大哥的大女兒小菊畢業後到北京找工作,我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整天被王大哥掛在嘴上的孩子。小菊話很少,不太跟我們交流。可以想像,雖然小菊終於可以跟父母團聚了,但是冷水的居住條件(十戶人共享一條水管,尿糞堆滿的廁所,滿院子的垃圾、污水等)都與她縣城的樓房天差地別。小菊在北京找到的工作,是在「金鳳呈祥」麵包店賣麵包。王大哥兩口可以做的就是她上早班5點多陪她到公車站,她上晚班12點就到站接她回家。王大姐說:「一早一晚我們這段路沒有街燈,怕太黑了。」

 

最後一次跟王大姐見面時,她告訴我們小菊走了,跑到成都姑姑那邊,在鐵路局當乘務員,小菊更喜歡成都和那邊的工作。另外一個變化是,王大哥轉行了,到附近一個廠子工作,但是王大姐還繼續賣廢品。兩個人沒有打算離開北京,雖然大女兒工作了,小女兒馬上高考,他們認為生活壓力減低了,但是整個工作、生活網絡都在北京了,所以反而沒有想著馬上回去生活。


——《廢品生活》


生存之道


垃圾站的工作能找到也不容易,虽然只是垃圾分类处理,但还是层层筛选,要有力气有技巧,能分辨能整理,不怕辛苦不怕恶臭,不对环境挑三拣四。……老刀每天上五个小时班,从夜晚十一点到清晨四点,在垃圾站和数万同事一起,快速而机械地用双手处理废物垃圾,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传来的生活碎屑转化为可利用的分类的材质,再丢入再处理的熔炉。他每天面对垃圾传送带上如溪水涌出的残渣碎片,从塑料碗里抠去吃剩的菜叶,将破碎酒瓶拎出,把带血的卫生巾后面未受污染的一层薄膜撕下,丢入可回收的带着绿色条纹的圆筒。他们就这么干着,以速度换生命,以数量换取薄如蝉翼的仅有的奖金。


——《北京折叠》



出租屋前堆放着自家货物(作者供图)


在冷水村,廢品行業有一個不成文、但大家都知道的地域分工。河南人或走街串巷,或開辦站點,廢品是拿錢收購的。而四川人是靠撿,如果交錢,也是為了承包一個小區或者一片地方的垃圾。兩邊人還會為此作出不同的解釋,四川人的解釋是「河南人懶」,所以不願意下苦力去撿,而對此河南人則解釋為「四川人不嫌髒,甚麼髒活都願意幹」。在這一點上,圖大爺和那些開廢品收購點的河南人不大相同,他的廢品來源更豐富,有收的也有撿的,還有名義上是收,但實際上別人並不向他要錢的,而且他很聰明地開拓了一個別的同行都沒有涉足的疆域——村子後面的山裏。


山上有些駐紮訓練的部隊,本來部隊不允許外人進去,但是那些人看老兩口年紀這麼大,卻無論嚴寒酷暑、颳風下雨都彎著腰在那裏撿垃圾,很是可憐,於是乾脆每天把飯盒、瓶子和其他的廢品收好,定期交給他們。部隊還不時有一些小建築項目——不用說,廢品全部留給二老。就像這樣,圖大爺人利用自己是老人的身份,又會為人,建立起這種長期的關係,加上半收半撿的策略,貨源充足,其實在冷水村幹得還不錯,收入不菲。從他堆積的布鞋山和每天用車拉進拉出的貨就能看出來,生意甚至比其他年紀輕的人做得還好。總的來說,圖大爺兩口不是可憐的在城市邊緣博取別人同情的農村老人。實際上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策略,在這個即便是非正式經濟領域、競爭也異常激烈的市場上,慢慢摸索一條生存之道,絕不簡單。


——《廢品生活》


王大哥很少用「髒」、「累」等負面詞彙形容自己的工作,反而經常用「輕鬆」、「自由」等字眼來形容自己。又說「在廠子裏打工很累,從早站到晚賺不了錢」而他,就「愛甚麼時候出去,就甚麼時候出去,下雨颳風就休息,而且賺的錢比較多」等等。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在那幾年,如果王大哥每天出門幹活,月收入能超過3,000 元,比起在附近研究所廠子打工只有1,500元、加班後才有2,000元,收入要多三分之一。

 

說起這個行業的秘訣,他沒有像其他收廢品那樣說,只有不嫌髒就可以,反而得意洋洋的說:「做這個吧,可能就需要點小聰明!」他之後也沒有再解釋小聰明是甚麼。我們只能猜想做這個可能需要狡猾一點,以低價獲取其實可以賣得高價的材料,比如把銅說成鐵,甚至在重量上做點文章之類的。

 

可以說,與其說王大哥是拾荒者,不如說他更像一種低端的「企業家」——每一分錢都是依靠毅力(每天在外奔波)、意志(透過網絡、熟人,自己努力尋找廢品),精打細算成本和賣價,還有自己的勞動力、對髒臭的忍耐,一分一毛的累計起來,經營一個可以養活一家人的廢品買賣生意。當然,他沒有任何的保障、社保、假期、福利……


——《廢品生活》



「收廢品的人」是都市生活中的「隱形人」。人們天天看見他們,但又似乎從來看不見他們。《廢品生活》引領我們去端詳凝視這些人──不僅僅是去發掘他們的卑微與掙扎,更是去發現他們如何在卑微與掙扎構建自尊和「意義」,以此捍衛人之為人的完整。富有同情但不煽情,好看但不失學理,是一部理解當代中國的人類學力作。

——劉瑜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垃圾並非中國經濟奇跡的廢渣或副產品,反而是現代生產方式的核心,所謂垃圾圍城,垃圾就是當代生活的隱喻。

——盧思騁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總幹事

 



现实与未来


“……批这个有很多好处。”吴闻说,“是,我看过他们的设备了……自动化处理垃圾,用溶液消解,大规模提取材质……清洁,成本也低……您能不能考虑一下?”


吴闻的声音不高,但老刀清楚地听见“处理垃圾”的字眼,不由自主凑上前去。


白发老人的表情相当复杂,他等吴闻说完,过了一会儿才问:“你确定溶液无污染?”


吴闻有点犹豫:“现在还是有一点……不过很快就能减低到最低。”


老刀离得很近了。


白发老人摇了摇头,眼睛盯着吴闻:“事情哪是那么简单的,你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大规模一改造,又不需要工人,现在那些劳动力怎么办,上千万垃圾工失业怎么办?”


白发老人说完转过身,又返回会场。吴闻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一个从始至终跟着老人的秘书模样的人走到吴闻身旁,同情地说:“您回去好好吃饭吧。别想了。其实您应该明白这道理,就业的事是顶天的事。您以为这种技术以前就没人做吗?”


……


——《北京折叠》



早市一隅:地段商品与垃圾共存(书中插图)


下文摘自本书导言部分,有删减。

欲了解更多,请戳文章末尾“阅读原文”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迅速发展,造就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双重作用,使得城市扩张及其人口膨胀;城镇居民急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物质主义,衣食住行日新月异,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耐用品也大大减短了产品寿命。在“保八”(保持国民经济生产在8%增长率)、“电器下乡”(把电器消费品推广到农村)、结婚要有房又有车等梦想口号下,更多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抛弃更多为了消费更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同时,这过程也催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各地政府尽管不断加建垃圾处理设施,却始终追不上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围城”之局面。


为了应对这个困局,多地政府提出兴建垃圾焚化炉,又遭遇民众激烈反对,环境维权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泥足深陷于垃圾之战。


在正规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每个城市还有一些群体,天天与废品或垃圾打交道。他们寄居在城市的边缘,垃圾成了他们的生产原材料,成了他们在城市建立生活、获取收入的资源。这些就是人们常说的拾荒者、废品收购者,或者是“收破烂的”、“捡破烂的”、“收买佬”。他们在城市似乎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隐形”的——我们习惯了他们在城市的角落,隐约知道他们在垃圾或废品中劳作,但几乎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我们不想了解他们,甚至有意地忽略他们。



打包好的货物(书中插图)


冷水村,是个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一个“城乡交合区”,里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收废品大院,这些大院即是储存、处理废品的场所,同时是废品从业者的家园、厨房、休闲场所,以及他们小孩的游乐场。——城市垃圾被运往城乡交合区处理,污染物被尽量外移;政府无力应对庞大的垃圾量,容让废品回收群体以自己的方法处理、再循环,也容让这群体在城市边缘谋生。


收废品者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双重的污染符号——他们不但是城市的外来人口、农民工,同时又很脏,有点神秘甚至危险。因为每天与垃圾这种肮脏的物质打交道,他们被再度污名化。可以说,如果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他者”,废品从业者便是所有现代城市人的“双重他者”。……我们希望把这个社会建构的自我和他者重新联系在一起。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


有研究者指出,垃圾处于一个“被抽干意义的异化的物的世界”,而正是社会和文化赋予其“可被丢弃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属性(Kennedy 2007)。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污染物(pollution)的社会意义不在于研究它的内在性,而在于它的暧昧性(ambiguity),它与我们社会系统中其他物的关联;在于研究我们如何追求一套新的卫生标准,如何追求在一个用完即弃的社会(disposable society)对待本来“有用”之物(Harvey 1991)。……文化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称垃圾处理者为“现代社会里的无名英雄,日复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与病态,健康和治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丢弃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人类宇宙空间的内在和外在的边界。”


……


本书没有聚焦收废品人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宏观原因,没有简单地谴责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尝试理解他们在城市暂居的温情空间;更多的是记录,是平视,是翔实捕捉主人公生活丰富的细节和微妙的体验。


我们无意把当代中国视为一个没有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场域,作“去政治化”的书写。相反,我们认真地把垃圾视为一种参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物质,审视它如何复杂地、有机地参与在中国的转型社会过程,与社会阶层的断裂、巨大的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的有限流动性纠缠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垃圾既是一种经济的“推-拉”因素,成为吸引在农村缺乏赚钱机会的农民到城市谋生的生产资料;同时,它在我们的研究点:“冷水村”,又是一种超越经济的物质,它与政策上的壁垒,比如“户籍制”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规定交合,变成一种使农民工觉得自己永远不属于城市的政治物质。最后,它的文化意义——脏、臭、烂、腐,使得处理这种物质的群体受到更大的污名化,也促使这群体建立起一套自我保护的封闭身份以及特别紧密的老乡网络,甚至一种特有的城乡价值观。我们的故事章节,正是要展现这些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垃圾作为物与政治、经济、身份认同的关系。


最后,我们并没有想说收废品者是绝对受歧视的、或者更受歧视的群体。这种寻找“最大受害者”的叙述,通常只会抬高研究者的道德位置,而无法帮助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无法让我们想像一种更为进步的解放政治。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将垃圾视为一种能动性的物质,希望读者阅读《废品生活》,能了解垃圾如何生产废品从业者的群体、主体性、他们的理想与挣扎,以进一步思考进入(后)工业的中国,我们作为消费者和垃圾的关系、和废品从业者的关系,以至和未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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