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一:城市中的“拾荒者”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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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一:城市中的“拾荒者”

蒋高明


笔者在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实验室里有一个叫石萍的北京女孩,非常活泼可爱,研究生们总爱找她聊天。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小时候的故事,石萍竟背起了儿时的一首儿歌来,因为印象深刻,我也记住了这首儿歌来,听起来很有意思。这首儿歌唱到:“星期天的早上大雪纷飞,拣垃圾的队伍排成一队,风一吹,纸一飞,拣垃圾的队伍跟着追”。

当时的北京女孩编这首儿歌,显然是嘲笑乡下来的拾荒者的。但令今天的北京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天的垃圾已经远远不是什么“风一吹,纸就飞”的纸片或破布头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垃圾了,这些垃圾足以要了北京人的命(如垃圾焚烧排放的二噁英)。这个垃圾内容之“丰富”,令今天的拾荒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在话下。

然而,拾荒者虽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不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垃圾问题而来的,而是想从垃圾中寻找财富,那些不能用的成分,将会成为彻底的垃圾,你最终拿它搞垃圾焚烧也点不着了,只有借助汽油。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当时愉快地答应了。

不久,杜茂献、许继财就被通知获准去北京城里捡垃圾。以后,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赴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随着垃圾大军的扩大,因利益而形成的垃圾分工也逐渐形成了: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最后将那些地沟油拉到城乡结合部的地下作坊;河北人不进城,只负责在城乡接合部接来自大城市里的各种有用垃圾。首都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垃圾大军的形成,说明了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以纸张举例,说明了垃圾是可以再次利用的。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 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城里人找工作,再也看不起那些垃圾了,留给农民去发财吧。

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可见,“垃圾大军”们从垃圾中拿走有用的成分,总体是符合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原理的,垃圾大军们充当了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应当得到人们尊重的。

问题是,必须对这些“垃圾大军”进行管理,从垃圾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固然是好事,但将餐馆中的泔水运出城市,加工制作地沟油后再运回城市餐馆,坑害别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那些泔水怎么办?过去是喂猪,现在政府规定不能用泔水喂猪,总得给餐馆里的残羹冷炙找出路吧?然而,路又在何方呢?

蒋高明介绍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复理论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战略构想;针对风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等建议,多次获党和人批示;研究成果曾两度进入西方大学教科书,并被美国《科学》杂志长篇报道。2006年创建弘毅生态农场,坚持“六不用”经营农业,即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推广弘毅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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