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尚龙:因为于双戈,上海人才知道真会有人抢银行

我在极力搜索银行储蓄所柜台的场景记忆。当然不是现在的银行柜台，防弹玻璃装置，和美国总统的安保级别相差无几。我的记忆要追溯到1987年乃至更加久远。

淮海中路银行雁荡路一侧的“邻居”，是废品回收站，后来改为面包房

我印象最深的银行便是淮海中路雁荡路口的工商银行储蓄所。从我有记忆开始，那里就是银行，如今还是银行。只是，当年所有银行储蓄所都是同一块牌子“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这一幢楼大名“永业大楼”，1933年竣工，原名杨氏公寓（Young Apartments），现代派的风格，与培恩公寓（妇女用品商店）一路之隔，说不上是双子星座，气派倒是不小，共同构成了淮海路的公寓大楼元素。在大楼底楼设一个银行储蓄所很是相称。不过我也记得，就在雁荡路一转弯，与银行贴隔壁的是一家废品回收站，现在想来蛮滑稽的：银行进进出出的钞票是纸头，废品回收站收进去的报纸废纸也是纸头。后来在废品回收站的废址上开了一家面包房，又是滑稽的传承：面包房里像煞总有鸡胗皮甲鱼壳的腥气在散发。

银行这一排牌子叫铜牌，银行朋友说，应该叫洞牌，因为有一只洞

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的银行柜台蛮高，个子稍矮的人去存钱，差不多还要踮起脚跟，否则就看不到银行柜面的人了。柜台之上倒是也有栅栏，有金属的，也有木质的，很是疏朗。柜台有一些东西是必备的。有各类空白存取款单，齐整地塞在小木架上，还有老光眼镜是便民服务的。排队上去，柜面小姐（阿姨爷叔）收下后会递上一块圆形有号码的铜牌——我以为是一块铜质的牌叫做铜牌，后来也有银行朋友纠正说是有洞的牌叫做洞牌（沪语铜洞同音）。银行柜台是木制的，台面还镶嵌了大玻璃，可以对柜面小姐打算盘数钞票看得一清二爽，最后银行小姐将几块几角几分连同单子放在一个小盘子里交给你，你把铜牌还给她，说一声再会……排队时还常会看到押钞车来了，沿柜台靠墙处翻起活络台板，有时候一箱子一箱子的钞票送进去，有时候一箱子一箱子钞票送出来。小时候还以为银行所有的钞票都藏在储蓄所的保险箱里，后来看到了押超车，心里倒也不免瞬间想入非非一下，要是有一天自己的钱也能用箱子装就不得了了。当年没看见荷枪实弹的，吓势势的。

 1985年上海一家银行储蓄所，还是无所防范

    突然某一天，这么一种老旧的温情成为了历史。世界上总是先有做坏事的人，而后才想起着如何防范做坏事的人，并且改变了原来的格局。

这一个做坏事的人叫做于双戈。1987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于双戈持枪抢劫了银行储蓄所，成为1950年代以后上海市第一宗持枪抢劫银行的大案，当时轰动了全国。当然，遭抢劫的不是淮海路这一家，而是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一家储蓄所，

这是于双戈去抢劫的储蓄所

三十年过去，故事的轮廓尚在，细节模糊了。应该还原一下的：，因赌博负债起意抢银行。他先是潜入上海海运局“茂新”轮航警值班室，盗得和子弹，藏匿于朋友徐根宝家里；三天后，持枪到大连西路562号中国工商银行的储蓄所抢劫。钱还没有抢到，已是警铃大作，于双戈用枪射杀了柜台里的女出纳员朱亚娣，跑到了女朋友蒋佩玲住处，一起出逃宁波。。

    这起案件本身很快尘埃落定，做坏事的人得到了严惩，不在话下，但是这起案件带来的案件之外的社会影响，是谁都无法事先估量的。

于双戈到案

    恰是这一起案件，银行提高了安全保卫的级别，而且至今还在逐年提高。银行不再是端庄，也渐渐威严起来。撇开安全，我会选择往昔银行的温和，走进银行，不受任何怀疑，但是在一个做坏事的人出没不定的环境里，去银行怎么可以没有安全感？假如银行大堂里没有“黑猫警长”，假如银行里没有一米安全线，假如ATM机没有隔离门，假如银行没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安保的设备，没有人敢去银行的，尤其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几乎就是把自己的从人到钱的所有身家性命托付给了银行，银行的威严就是安全。

    这让我想起家里的防盗门。以往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是不太用得着关门的——当然那时候就都是穷人家里都没有钱的，门锁也仅是一把司比灵，甚至就是一把挂锁，如今都是防盗锁加上探头。锁越来越高级了，胆子越来越小了；温和度下降，安全感上升。

    恰是这一起案件，触动了当时社会的市井价值观，传统的恋爱美德和交友趣向第一次受到了挑战。当年电视台正在全方位地开放，几乎是全程录播了案件的庭审，于是一个弱女子和一个好兄弟成为了上海市井的热议焦点。于双戈的女友将佩玲，在庭审中让市民看到的不是一个窝藏抢窃杀人嫌犯男友的恶人，而是一个纤弱、文气、清秀的女子，她对自己犯罪动机的解释是：“想想自己终归是于双戈的女朋友了，因此在案发后才为于双戈潜逃出钱出力。”居然就博得了市井文化的广泛同情。

    还有一个同案犯徐根宝，他与足球教练徐根宝同名同姓，甚至可以说，当时还没有申花还没有抢逼围，足球教练徐根宝的名气还比不上这一个徐根宝，因为他是“模子”，堪称“上海兄弟”。于双戈被捕后已经主动坦白枪和子弹藏在徐根宝家里，徐根宝因此被捕，却还是严防死守。在电视上看到了徐根宝，一看面相就知道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他没有任何做坏事的坏心，也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就是为了兄弟，“义气”了一把。

郑传本律师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风流。蒋佩玲和徐根宝虽然因此还是吃了几年官司，但是“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成为上海很长一段时间的市井骄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物质生活巨大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单纯，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物欲横流，迅猛地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公序良俗，蒋佩玲和徐根宝的作为，恰恰是触动了上海市民的心底，人们恨于双戈，却同情甚至赞许蒋佩玲和徐根宝。因为蒋佩玲唱歌很好，，出狱后又有一个轻音乐团吸收了她，媒体也经常采访她，一则是鼓励她，另外，蒋佩玲也是有“卖点”的。再后来，蒋佩玲离开了音乐团体，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她要过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众目睽睽下的日子。这是蒋佩玲最理智的选择。

    也恰是这一起案件，律师成为了社会偶像，后来律师行业的发展壮大，就是从这一起案件开始的。，以一口宁波普通话为蒋佩玲辩护，这也是老百姓第一次知道律师可以为被告人辩护的。蒋佩玲后来的轻判，和郑传本的辩护是有关系的。至今我还记得他在庭审中的许多辩护词。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案件，学法律、做律师成为了学生们的志向。要感谢谁呢？当然不会感谢作案人，但是没有这一起案件，青年人对律师未必如此热爱，有许多青年律师承认，他选择律师专业，就是萌发于郑传本为蒋佩玲的辩护。其实要感谢的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环节，营造了一个律师舞台。

押钞员枪杀了押钞车司机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银行储蓄所林立，经常经过，就像经过熊猫馆一样备受保护，常有荷枪实弹的押钞员进出银行，一脸严峻警惕。不过也习惯了，押钞员警惕着你，你就是怕被他警惕，远远地闪开着。真要是没有了荷枪实弹的押钞员，真要是没有了熊猫馆级别的保护，倒是真怕了，更没什么人敢去应聘银行柜面工作了。都习惯了。

像不像动物园的熊猫馆

只有一个人一直被淡忘，那就是无辜被害的银行女出纳员朱亚娣。不知道当年她几岁，就当是30岁，要是活着，今年60岁了；退休了，抱抱第三代，跳跳广场舞，玩玩法意瑞……可惜她死了。虽然也听说朱亚娣生前是被有些微词的，毕竟人死了。如今银行后辈们的工作环境，是在玻璃房里，享受着大熊猫的待遇，多多少少也是与朱亚娣有关的。

马尚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媒体人；编审。

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理事长。

“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总监。

著作主要分为三个系列，分别是《幽默应笑我》《与名人同窗》等杂文系列，《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上海女人》《上海男人》等上海系列，《卷手语》《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等随笔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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