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旧如旧”修复理念与中国现代城市建设

“整旧如旧”修复理念与现代城市建设

摘要：最早提出历史建筑修复理论的人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的“整旧如旧”思想对我国的建筑史影响颇深，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提出的城市整体性保护思想也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本文试图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修缮理论入手，具体阐述古代建筑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促使人们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使得中华灿烂文明能够永续传承。

关键词：整旧如旧，文化，历史建筑，保护，历史

一、引言

1963年夏天，协会邀请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先生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的工作，，作了一个关于古代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诙谐幽默道：“我是无耻（齿）之徒”，满堂皆为之惊讶。然后他又缓缓道：“我的牙齿没有了，去美国装上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能用纯白色的牙齿，医生给我换的是略显黄色的牙齿，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时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二、文物修复理念的建立与发展

在历史上，对于文物的保护态度一直未有成型的概念。古时候的王侯将相大多收藏一些珍奇古玩，并没有制定成型的体系制度来保护历史文物。但是出于对宗教神明的敬畏之心，与宗教祭祀相关的历史建筑如寺庙、祭坛等都保存的相对完好。众所周知，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是木质结构，经过历朝历代的更迭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木结构体系在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虽然木质结构自重轻、抗震性能好、灵活性高、施工时间短，但相较于西方建筑的砖石结构，它保存时间短，且暴露在外的木构件会因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时候，对于如何保存并延长古建筑寿命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初期，我国历史建筑保护观念初步形成，一些法规条例的制定实施可以用来保护历史建筑。1922年在北京成立了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这期间，考古及文物保护修缮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对历史建筑研究的热情高涨。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古建筑的调研与测绘工作开始进行，确立了一些古迹修缮原则。193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对中华民族、建筑史、梁思成个人，以及国际历史遗产保护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年，，。同年，梁思成出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开始了他对传统建筑的研究生涯。1932年，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阐释了自己的古迹维修观：“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又绝对把握，不宜轻易实施。”[1]这一修复观念在1935年的《曲阜孔庙的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在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地位，与两千年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敞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在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对于这建筑物，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2]梁思成认为今天的重修与过去的重修立足点完全不同，“我们需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2]因此，“须知道这建筑物的年代，这建筑物的特征：如见其有损毁处，须知其原因及其补救方法，须尽我们的理智，应用到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现存构物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1]“所以在设计上，他认为根本的要点，在于将所有力学及新材料的知识用来补救孔庙现存建筑在结构上的缺点，在外表上，要极力的维持或恢复现存各殿宇建筑初时的形制。在结构上，他反对将前人的劳动成果照样地再袭做一次，在露明的部分，改用不同的材料以致使参观庙的人能有不同的感受，在不露明的地方，尽量地用新方法、新材料，如钢梁、螺丝销子、防腐剂、隔潮油毡、水泥钢筋等等，补救旧材料的不足；但是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让这些东西改换了各殿宇原来的外形。”[2]梁思成是最早在明确提出文物建筑修复理念的人，他的观点与当时国际上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是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自幼就对他教导有方，所以梁思成自小就攻读了很多古典文集，为他后来学习研究建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30年至194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踏遍了的15个省，190多个县城，测绘考察了2738处古建筑物。时至今日，很多古代建筑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才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可，从此加以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比如河北赵州大石桥、武义延福寺、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古代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三、“整旧如旧”的意义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生存即居住”而“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保护。”——保护“不生长的物”（建筑物）。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建筑是被赋予历史意义和时间意义的重要结合体，是人类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而古建筑则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改善自然环境的水平也日以增进，所以不同的历史阶段就诞生了不同风格的建筑物，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都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它们不仅反映出了当时的科技水平，、经济和文化状况。地理坏境的差异会造就不同风格的建筑，古代的建筑主要以木质结构为主，而西方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木质结构在耐久性方面逊于砖石结构，因此两者体系有着极大的差别，注定导致了修复技术和方法的不同。的木结构如果不进行及时的修缮，就会被雨水潮气侵蚀，不堪，当损坏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彻底毁坏；而西方的建筑会依据石材的特性进行修整。

梁思成在《古建筑序》（1953）中从六个角度论述了建筑在历史中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第六条：“从建筑上可以反映建造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多方面的生活状况、，在文化方面，建筑也有最高度的代表性。例如封建时期各国巍峨的宫殿、坚强的堡垒，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拥挤工业区和紊乱的商业街市。”[1]古建筑是科技文化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古建筑是历史的熔铸，保护好古建筑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历史，保存城市的血脉，保存中华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一旦我们损毁了或盲目拆毁了一些文物建筑，我们是不可能再把它偿还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所以文物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四、现代城市建设与整体性保护

在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研究过程中，城市建设一直是他十分关心的话题。1943年，他在《建筑史》的序言中写道：“纯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a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3]在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矛盾。只保护不发展就意味着贫穷和衰败，只发展不保护则意味着破坏和无知。梁思成提出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应当遵循“古今兼顾、新旧两立”的原则。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近代文物不断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造规划不合理，旧城改造措施不到位。所以，文物建筑应该和它的环境一并保存下来。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针对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发表了文章，在该文中他们就北京未来的发展和如何保存北京的历史风貌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建议，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梁陈方案”。他们认为：，而不是工业中心，因此工业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严格保护紫禁城；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4]尽管这些提议的基本观点与现如今的城市规划保护理念相一致，但在当时却是一个相当超前的观点。当这项提议未被采纳后，梁思成又提出了建设控制地带的方法进行有限的保护：“将来北京的房屋一般的以高两、三层为原则，另一些建筑就可以高到四、五层，六、七层；而在各地区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个别地建立为数不多的，挺拔屹立的十几到二十几层高层”[5]尽管在当时梁思成的这些提议未被接受，但是有关城市规划建设以及历史古城的保护提议在首次萌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对北京城整体性保护的最后一次努力中，梁思成尝试了风貌协调的方法，就是在旧城建新建筑时必须与传统建筑相协调，他说：“我对建筑形式上有一个主导思想，即反对在北京盖‘玻璃方匣子’。我认为北京的建筑应有整体性与一致性。因为，建筑是凝固的音符，所以要先定一个音，然后使诸音和它取得和谐。北京是从旧城发展起来的，在城市里搞玻璃匣子太多，很流行，我想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方法扭转一下，大力提倡民族形式。”[5]在新进行的城市化进程里，梁思成的许多建设性意见虽然未被采用，甚至被质疑，但他在历史建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开创了先例，提出了“城市整体性保护”、“设置建设控制地带”、“旧城区风貌协调”等理论，为后世人们的城镇化建设及文物保护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有利于文物保护观念的形成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平衡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展经济是不光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因此在经济得到增长的时候，也应该加大投入建设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等工作。只有名城保护好了，才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和市民之间的凝聚力。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现如今有些地方的古建筑保护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源就在于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随意改变文物管理体制。殊不知古建筑的保护、传统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的保护，都需有专门业务知识和掌握国家文物法规政策才能保护好。只有制度体系到位了，历史文化名城才能真正取得长远有利的经济效益。

五、结语

梁思成先生在1947年4月曾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表彰他在建筑史方面做出的显著成就。他的赞词这样写道：“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也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6]梁思成的学术基础正如费正清先生评论的那样“既通晓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而他的性格是“像那既是杰出学者，又是糊涂政客的父亲那样，思成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正是由于受了两国文化的熏陶，，梁思成在艰难岁月里与他的夫人林徽因一起，开启了对建筑的无限探索，更在悠长岁月里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古建筑研究工作。他倡导推动了的遗产保护事业，在古迹修复事业及展示古迹广阔研究价值的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建立了我国现代文物保护理论与保护内容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城市的整体性保护、文物保护与其环境共同维护、区别现代古迹修复重建与我国传统的重建理念等，这些种种均是他多年的心血，在我国建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从建筑和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窥见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那些古色古香的古代建筑遗迹便是人类留下的脚步，它忠实地记录下了人类的发展历程，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状态。当我们参观游历古代传统建筑时，其实就是在阅读我们走过的历史。建筑是凝固的音符，更是历史的熔铸。我们每代人都应该了解历史、发现历史，我们创造建筑不光为了自己的居住环境，更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优秀文明理应妥善保存，而我们有义务为子孙后代保存这些历史遗迹的“真实状态”，没有权利任意篡改甚至毁灭。这就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修缮原则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一.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2.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二.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3. 梁思成. 建筑史.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4. 梁思成. 梁思成文集四.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5. 王军. 城记.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Fairbank W. Liang and Lin ——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