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阎焰 时代变迁映“彩虹”

乍见阎焰，有些怀疑自己获取的资料是否准确。据网络记载，1973年出生的阎焰是目前中国文物研究界、收藏界炙手可热的专家级人物。网传他一个又一个力挽狂澜、慧眼识珠、一锤定音的鉴定故事，令听者扼腕惊叹，胸中大服。而眼前的这个他，平头短发，一脸疲惫。刚从深圳赶回北京，阎焰身着一件黑不黑、蓝不蓝的夹克，真是丢在人堆里，瞬间就能被淹没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受访者，却让笔者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深深感叹：大千世界，确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阎焰，原名望野。“望野是我爷爷起的名字，上小学之前都这么叫，大了就不行了，不能用了，因为别人会连上姓喊我‘阎王爷’，所以我老师不同意，就改成叫阎焰。”

名字虽然不能叫了，可阎焰割舍不下长辈寄寓的那份厚望：“我认为这个名字非常好，我可以真正用我自己的视野瞭望四野，我认为这个名字也吻合于我的性格。我今天所有的工作都跟这个‘望’字有关，就是你要看到这些东西，你要在很高、或者很低的层面，并且很全面的层面去了解你所感知的、视野内能看到的东西，才能有结果。因此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就用‘望野’这个名字做笔名。”

在接下来的岁月，以“望野”为笔名的书籍，让性格缄默的阎焰厚积薄发，成为文物研究、收藏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中，《天边的彩虹》就是他诸多学术文集中最知名的一部。“那是1995年，我住的小城河南新乡也开始大规模拆迁。那是遍及整个中原、华北的大拆迁，并且拆迁都以城市中心区为节点，拆迁现场发现了一些很特殊的材料标本，比如说很特异的红绿彩。”

红绿彩是我国元代景德镇从宋加彩工艺中分离而独树一帜的釉上装饰彩类。它在白釉上用红、绿彩料勾画出纹饰，再入窑以800度左右的低温烧成，因此也常称为“宋加彩”或“金加彩”，曾是中华大地上普遍使用的一种瓷器。作为红绿彩价值的重要挖掘者和推广者，阎焰回忆道：“当年华北古城核心区动迁范围最少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在1995年至2000年前后时段，这些地方我几乎都去过。我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和材料整理，一直到2005年前后，才出版了一本《天边的彩虹》，对这些城市拆迁发现的红绿彩文物进行了的梳理，这也是我最重要的图书。”

阎焰的《天边的彩虹》一书，可以说是考古行业里的一本里程牌似的学术著作，它解决了中国陶瓷在12世纪前后彩色变化的问题，证明了中国彩绘陶瓷在十二、十三世纪曾经达到第一个巅峰。此专著不仅弥补了中国整个古代陶瓷史的空白，成为人类彩绘陶瓷的国际教科书，也奠定了阎焰与学术界的连接，成为他踏进文物学术研究核心领域的一块敲门砖：“在此之前有一些零散的考古发掘，也有一些学者做过，但是没有一部著作或者一个人的研究，能像我在2005年做的研究那样透彻和全面，因为它基本调查了整个中国华北的城市。这也是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动迁结构下才能完成的，如果没有这种旧城改造或者城市拆迁，这些材料永远会被淹没，也没有人能够看到。”

▲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陪同阎焰观摩库房保管的商代白陶罐

在采访中，学术态度严谨的阎焰时常会用“感恩”两个字。

阎焰出身文化世家，自幼接触艺术作品与文物，可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物收藏、保护、研究领域的见证者、亲历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一点不夸张地说，我是看着文物从一分钱不值，发展到今天价值百万、千万，这个是很明显的变迁。我很敬重中国的一些超级学者，像宿白先生、徐萍芳先生这样的前辈。因为我没有经过体制内的学习，没有读过大学，所以不能说自己是他们的学生，但我有很长时间的问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学术恩惠。”

阎焰从初中开始爱上文物收藏，整个山西的沟沟坎坎，都曾留下他寻梦的足迹：“我从很小开始收藏，完全是爱好。今天看很多东西很好，但从当年来讲，选择就是喜欢。山西是中国地上文物非常丰富的省份，当年很多人到山西收旧货，我也在这个大潮的裹挟中去了山西。当时这些东西在老百姓眼中就是老货，堆在屋角、废弃房子中、旧庙里，没有用途，没有谁把这东西当回事儿，不存在今天所说的艺术属性和艺术价值，都没有。”

山西丰富的文物、灿烂的文化，开阔了阎焰的眼界，也让他在日积月累中有了不可复得的宝贵经验。“我虽然没有进过科班学习，但我跟江湖很近，长时间经过另一套训练，当时带给我另外一些知识的人，就是废旧物资回收站的那些老师傅们。他们是收破烂的、收垃圾的，可他们眼力超群，能在瞬间判定东西的真假。”

“高手在民间”这句话用在文物鉴定和收藏界，还是非常恰当的。阎焰从这些藏身于废旧物资回收站的“江湖师傅”处，学到了许多教科书中学不到的文物甄别经验，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做山西陶瓷展览的人。阎焰说：“因为我感恩山西，我这么杂的本事有相当一大部分来自于山西，我也在这中间学到了很多特殊的技能，像我后来完成的基础鉴定技能，都是在山西学会的。当然，后来再专业级的强化，就是靠整个社会了。就好比我手里有了一把刀，不断地去淬火，自然就会越来越锋利，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窍门。”

这些从山西城市、乡镇、村庄，一点一点收集上来的文物，让阎焰爱不释手，倍感庆幸。“我有一个老朋友，是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所长刘新园先生，他已经故去好多年了。当年他跟我说，收藏这东西最没意思了，‘来得最晚，走得最早’。他说等到你懂了，你有精力了，有认知了，才会去做收藏。一般人能到这个地步也都在四五十岁之后了。你想有一定收藏的规模和体量，包括水准，也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这一般也得在六七十岁了。人到这个时候，收藏才来到你跟前，可转瞬人进入七十，这东西就开始跟你离散了。我当时听这话没感觉，等他过世后，再看到一些收藏家或以前的收藏经历，才深深感到的确如此。我收藏的很多东西跟我都超过30年以上了，我的确应该庆幸。没有这个特定的时代，以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今天做完的这个工作，我今天完成的是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完成的事。所以我很幸运，感恩这个时代，也特别珍惜今天。”

谈到40年中国文物的发展变迁，浑身学术气的阎焰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神采飞扬起来。“我认为1978年到现在40年，文物收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1995年之前，文物处在最低端，是老百姓手中的所谓闲散物资；1995年中国有了大型拍卖会，文物开始进行商业化收藏。从最初不被人认知，是没有用的东西，到今天被所有人认知，认为是有用的东西，是最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是最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是最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这个变化过程特别明显。现如今，许多人以家里挂一张画、摆一件艺术品、有一件古董收藏，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或者文化形象，这个是巨大的转变，是社会变迁。”

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变迁历程的阎焰，庆幸与文物结缘。2006年，他萌生出想用自己收集的文物建一家民间博物馆的想法。“我的收集很多是跟学术有关，为了更好地跟朋友们交流，就建一家博物馆。”

2012年，占地2120平方米的“深圳望野博物馆”在深圳正式开馆。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教授，亲笔题写了馆名。

据相关统计，深圳望野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近万件，标本资料4万余件，其中既有难得一见的稀世遗物，也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珍藏。两次定级鉴定确知，深圳望野博物馆藏有国家一级文物55件、二级文物81件、三级文物68件，是目前深圳所有国有和非国有文物收藏机构中，收藏国家一级文物最多的单位。说到这些文物最终的去向，阎焰直言：“肯定是交回给社会，这个不是高调低调，文物本来就是社会财富，只不过我有因缘，早早地获得这些东西。”

取之于社会，归之于社会，是阎焰的人生梦想。已经占在高瓴之上的阎焰，虽然已进入不惑，迈向知天命之年，可他依然每天勤奋地学习着，研究着：“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都要附加第一个条件——先甄别东西对还是不对，要确定这个东西的真假，真了我才能选，才能进入我的研究系统，最终变成我的学术成绩。我没有进过大学，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但是我这30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材料，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我对世界各地的各种学术材料都特别敏感。我不懂的我不会讲，我既然敢开口讲，这个东西我一定知道答案。”

近年来，阎焰曾受邀到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奈良博物馆、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尔金斯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参观访问，同时还被多家博物馆允许观摩其库房珍藏。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开幕时，他被邀请作为嘉宾参加。

一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的青年收藏家，仅有高中文凭，却可以在世界重要文物研究机构与专家进行交流，阎焰已经从“深灰级”的学者，飞临“天边的彩虹”。对此，阎焰认为：“这就是40年改革开放间，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呈现出的特定的社会生态。今天，文化已成为很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大家越来越重视文物对社会、对民族乃至对未来的价值，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今天，中国要用更多的历史文化的手段，讲中国故事，讲中国未来的故事。我运气好，赶上了时代潮流，并且在潮流的推动下站在了潮头。我认为时代是改变一切的原点。”

（本文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