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 文明的末梢、碎屑与崩解 ——读明、张劼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区与空间》

▲田松教授

作者 田 松（本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编 许嘉芩 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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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可以称为中国的垃圾年。在这一年里，垃圾问题全面爆发，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围绕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选址和建设，。在这一年，王久良推出了他的摄影展和同名纪录片《垃圾围城》，产生国际影响。从这一年开始，主流话语对垃圾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无视到重视，从轻描淡写到浓墨重彩。垃圾问题上了头条，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对垃圾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技术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观念等人文领域。2007年秋天，在我结束了伯克利的访问回到北师大之后，不断被毛达介绍认识来自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领域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虽然，总人数仍然非常之少。，见到她们的著作，有意外之惊喜。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区与空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这是一部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的著作，两位作者描述了在北京六环外一个叫做冷水村的地方，一个以垃圾为核心，与城市若即若离的另一重社会生活。这重生活平常被“折叠”起来，不仅远离金领白领，连蓝领铁领也很陌生。虽然，在高档小区的院门外，人们常常会看到他们驻扎在一个地方收废品，但是很少会关注他们。他们没有话语权，发不出声音，几乎是透明的。

两位作者的调查经历也是很好的故事。张劼颖作为北大社会学硕士自2007年11月，2008年底，先后来到冷水村调研，在那里相识，并开始合作。“冷水村的废品从业家庭共25户，分布聚居在五个大院和数个小院。”（xxiii）到2011年，有17户家庭成为两人稳定的调查对象，13户家庭成为她们“相互信任、深入交流“的朋友。在此基础上，张劼颖完成了硕士论文，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二人重聚中大，决定合写此书，又于2012年、2013年前往冷水村回访。此书虽然不厚，却是从六年累积的田野笔记和录音中萃取出来的，信息量庞大。（xxiii）

这本小书我陆陆续续读了几个月，此后又集中精力，从头到尾完整地读了一遍。心情沉重，五味杂陈。书中所描述的现象我并不完全陌生，也符合我以往对垃圾问题的判断。但是，本书提供的大量细节，还是让我感到震撼，让我不由得思考这些细节之间的关联，并把它们放到我现在关注的文明问题的框架之中。而为了阐释这种关联，我不得不寻找新的话语。

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对《废品生活》的评论，我只是把她们讲过的故事重讲一遍。

很可能，一座巍峨的大厦不是轰隆一声被推倒了，而是噗嗤一声，散了。

我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垃圾问题，2000年我在纳西地区进行田野调研的时候，特意调查每个村寨的垃圾现状及垃圾观念。当时，垃圾问题还是人文学者的盲点。直到现在，人们也普遍认为，垃圾问题不过是枝节问题，是个节约问题，无关大局。同时，人们本能地觉得，垃圾问题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或者是管理问题，可以通过社会治理的完善而得到解决。

我的研究首先从物理学入手，把人、社区、城市、乃至人类文明整体视为热力学系统，讨论其中的物质与能量转化。结论则让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技术进步不能解决垃圾问题，反而会使垃圾问题更加严重。我可以相信某一种特别的技术对某一种特别的垃圾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技术的总体进步必然会使社会整体的垃圾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

垃圾问题的技术解决存在一个物理学的上限。一个面包可以直接拿着吃，碎成渣可以捧着吃，因为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如果把面包渣撒出去，渣渣当然还在，尽管，一粒一粒完全搜集起来，依然等于原来的面包。但是，需要注意，一粒一粒地捡渣渣，需要付出更多能量。渣越碎，越分散，付出的能量越高。如果这个能量大于面包所能提供给人的能量，这个面包就是不可回收的了──得不偿失。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物质和能量在转化的过程中保持总量守恒，但是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这种转化是有方向的──只能从低熵状态转化为高熵状态，简单地说，只能从可用的转化为不可用的，从能用的转化为不能用的。理论上，一个手机里的各种金属都在，可以一粒一粒地检出来，但是，所付出的成本会远远大于收益。这就意味着，所谓“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只是一个幻觉。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技术解决设定了不可突破的上限。

垃圾问题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由于垃圾问题的不可解决，工业文明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我把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比作一条食物链，它所运行的前提和结果是：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把垃圾送到下游去。上游和下游不是绝对的，在任何一个尺度，都存在着上游和下游。在全球范围内，欧美、日本是上游；非洲、南美、中国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是下游；在中国范围内，东部沿海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一般而言，城市是上游，乡村是下游；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区是上游，城郊是下游。[1]

按照这个食物链理论，作为下游的乡村必然要为作为上游的城市输送相对廉价的能源、资源和劳动力。同样，大都市的垃圾一定会从城市中心区被送到近郊、远郊、更远的郊。垃圾围城是这个食物链运行的必然结果。

在《废品生活》所描写得冷水村，食物链中的两个子链条铰在一起。一方面，围城的垃圾，成为一部分赖以为生的资源，这部分人来自位于下游的乡村。另一方面，乡村为城市输送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其中一部分进入城市的末梢，以城市的垃圾为生。他们从一个下游，到了另一个下游。两位作者细致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

马大姐租了一个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间住人，院子用来堆放废品。一个大铁门，旁边挂着一个木牌，用油漆写着“废品收购站”。院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塑料瓶子，还有各式废品，堆得很高。一进她家，就可以看见各种小学生的奖状，新新旧旧的，贴满墻面，而地面上一尘不染，床单干净平整。整个房间十分敞亮，整洁得让来客有点儿手足无措，不知道坐哪儿，也不好意思随便乱坐。实际上，要进她家并不十分容易。他们夫妇戒备心很强，很封闭，不轻易相信任何人。（14）

如果说人往高处走，那么在这些人看来，即使都市末梢的冷水村，在食物链上的位置，也比他们的故乡要高一些。

要描述冷水村的生活，首先遇到的，我想是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长期被折叠的人群，没有现成的概念来指称、界定、描述他们，研究者只能不断地发明新的词语。

。“非”这个概念，意味深长。

一幅画中，有对象有背景。对象是能够明确辨识的，有名字的，容易描述的。而背景通常是被人忽视的。在摄影家的变焦镜头中，背景常常被虚化了，变成一团朦胧的色调。只有在经过精心设计的镶嵌画中，比如埃舍尔（M. C. Escher）的一些作品，对象与对象互为背景，把所有的对象都去掉之后，画面才会是空的。在正常情况下，在对象去掉之后，剩下的背景，都是凌乱的，无法识别的，难以描述的，甚至没有现成的名词可以指称。如果把对象视为集合，则对象去掉之后的背景，是“非集”。

“非集”是依附于“集”而存在的。

《废品生活》所描述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非集。在社会这幅风俗画中，这些人原本是作为背景存在的。因为是背景，所以是隐形的，被人视而不见的，被“折叠”起来的。

垃圾也是一个非集。“垃圾”这个名词很特殊，它不具体地指向任何事物，但是又可以指向所有事物。没有哪种东西造出来就是垃圾，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垃圾。所以“垃圾”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集，指那些不是东西的东西。[2] 以垃圾为生的人，是非正式的人；这种生计，是非正式经济。都是难以描述，难以名状的。书中专门有一小节讲“非正式经济与垃圾所建构的暧昧身份”（45﹣47）。

我们认为，本书中所呈现的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身份是暧昧的、矛盾的、难以界定的。而正是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构成了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取得收入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们被剥削和双重歧视的处境。（46）

书中写到，“收废品者”来自农村，但是与作为工厂工人或者建筑工人的典型的“农民工”不同。他们“兼具自我僱用者和工人的双重特性”（46）他们象是“小老板”，可以对自己的“生意”做主，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都可以自己安排。同时，他们又是从事收集、分拣、分类、运输等高强度劳动的“工人”。（46）

与其说王大哥是拾荒者，不如说他更像一种低端的“企业家”──每一分钱都是依靠毅力（每天在外奔波）、意志（透过网络、熟人，自己努力寻找废品），精打细算成本和卖价，还有自己的劳动力，对脏臭的忍耐，一分一毛的累计（积）起来，经营一个可以养活一家人的废品买卖生意。当然，他没有任何的保障、社保、假期、福利。（26）

“与其说是，不如更像……”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无法用现成的单一词语来描述王大哥，只能从现有词语中进行多项选择，用多个词语加以描述。

分形是一个后现代科学的术语。分形几何的发明人曼德勃罗说，分形几何是大自然的几何学。我们熟悉的欧式几何描述的是理念的世界，理想的点、线、面，圆和球，都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在面对现实中的云、树、海浪时，欧与非欧几何都无能为力。分形的第一大特点是自相似。一棵树是分形结构，树干、树杈、树枝，不断细分下去，任何一个局部的结构，都与整棵树相似。干旱土地上的裂纹也是分形结构，任何一个局部的裂纹放大，都与整体相似。人体中的血管、肺叶，都是分形结构。数学的（理想中的）分形结构的第二大特点是，永远可以细分下去。无论一个多么微小的局部，把它放大，就能看到更微小的局部。

▲图1一株具有分形结构的草。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结构，也能预期到，每一个局部都会继续生长，继续细分。田松摄影。

把分形这个概念适度拓展，也可以描述社会现象。比如以往讨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默认的前提是，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晰的界面，可以把两者截然分开。但是刘华杰教授认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面是分形结构，这意味着，科学与社会全面缠绕在一起，在任何一个尺度上，都无法把科学与社会截然分开。

如此，前述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也是分形结构：在任何一个小的区域，都存在上游与下游。同样，社会组织也是分形结构：在社会的末梢处，会自发地形成微小的结构，并发挥功能。

冷水村位于工业文明的下游，这里是宏大社会组织的末梢；也是物质转化链条的末梢。《废品生活》把这个末梢放大了，调整焦距，把原本的背景变成了对象。

收废品人是聚群而居共同的劳作、生活──垃圾被运回大院处理和存放，吃、喝、拉、煮也在大院里完成的模式很普遍。在冷水村，这样的大院有五个。外来打工人口守望相助，老乡们共同居住，形成大院；大院对于外界封闭，内部互动密切；大院同时是居住场所，也是生产劳动和交易空间。（47）

，看到了内部的结构。

废品场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组装家庭”。……在他们共同生活的群落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不同的小家庭组合起来，合伙吃饭、娱乐；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却坐在一起吃晚饭、烤火，共度一天不多的闲暇时光；还会相互提供各种生活、家务上的帮助，尤其是带孩子。……组装家庭为社群的成员提供着情感的慰藉，也提供着生活的便利和支持。……对于其中的某些居民来说，这里就象是他们的家园，甚至像老家一样。（50）

在书中，冷水村这个社会的末梢呈现出丰富细致的社会结构。比如，同样是依靠废品为生，有人拾荒，免费；有人“包楼”，付费。四川人与河南人有不同的风格。五个大杂院也各有不同。人们通常可能会觉得，收垃圾是件简单的事儿。但是书中指出，收垃圾是一个复杂劳动。除了要付出体力，还要迅速判断废物的价值，决定收不收，用多少钱收；要知道哪些东西去哪儿卖，还要记住随时波动的价格。不然，会赚不够钱，甚至亏本。

冷水村自身还直接体现了上下游关系的分形结构。作为北京的下游，冷水村内部有着复杂的结构。村里有一个国营企业，是一家附设了民用和军用产品车间的国有研究所。这曾是村里的最上游。村里大多农民工都曾在所里打工。所里有一些“正式”工人，，包括住房──这个国企的家属院，当然也是上游的一部分（105）。下游是大片的平民平房，除了留守农民外，都出租给外来人，全村“八成的居民是每天往返北京城里工作的农民工”。（102）下下游是本书的主角，几个超过一千平米的大院子，成为“废品生活”发生的场所。（103）让村民意外的是，2009年，部分农地被征，建起来一群豪华别墅。一下子跃居冷水村最上游：人造欧式风景，五星级会所，与平民平房只有一渠之隔。（106﹣107）

城乡交合区最独特的是它进一步集合和压缩这些“断裂”的空间，把不同的时代、文明和发展进程，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在这里，农民工平房还没有抽水马桶，富人别墅可能已经是智能家居。这里有些工厂以最原始的劳动密集模式运作，一方面有厂子却以科技机械营运。在单位的家属院一边，可能是新盖的豪宅，另一边可能还是老农民的四合院。这种种断裂的社会关系、劳动模式和发展水平，却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对立、并存。（109）

这段描述中的发展主义我并不认同，不过，其中清楚地表现了社会末梢的分形结构。

序言中提到了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倒是应了我专业。拉图尔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后期的重要人物，他和卡龙的ANT理论影响颇大。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Actor，翻译成行动者，并不十分妥帖。当然，两种语言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对应，翻译总是包含着偏差和误读。英文actor最常见的意思是演员，而且是男演员。一个actor，在一个事件中，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行动能力的，是能够对事件进程发挥作用的。在ANT理论中，actor不仅包括人，还包括非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物体。ANT理论影响大，争议也大，同时也多误解和误读。即使是专业同行，也不能例外。为了写作此文，我专门找出卡龙的早期文本。

通常认为，ANT最有启发性的部分在于，把非人动物以及环境、物体与人相提并论，视为有行动能力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在我们通常的观念里，只有人是事件进程中的核心。所以以往的社会学家更着重讨论生产、分配；平等、压迫；阶级、阶层……各种相对稳定的角色。不过，这样的理论并非绝无仅有。

比如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就是信息”。一盏电灯挂在房子中间，不说话，却让人的生活围绕它重新建构。人造光源使人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

具体到《废品生活》中的世界，垃圾不仅不是被动的物品，反而是处于最核心的角色。正是垃圾，使得这25户人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冷水村，构建了以垃圾为核心的生活。在书中，常常可以看到ANT理论的影子。

垃圾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建构性能力的“能动之物”（actant）。垃圾被城市空间排除，城市空间保持了其现代化、卫生、洁净的特征，以及其作为生产和消费场所的身份。垃圾被运输到城市的边缘──城乡交合区，又建构了新的空间和社会关系。（47）

书中描述了新的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重构。在早期来到北京从事废品收购、垃圾回收的人中，一部分人掌握了这个复杂劳动，积累了经验，事业做大，于是把老家的亲戚朋友带出来，就出现了一个小社会。人越聚越多，这个小社会的细节越来越丰富。

为了工作方便，节约成本，拾荒者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合二为一的。他们需要每天长时间和垃圾打交道，生活也会围绕垃圾来安排，例如和垃圾相处，就决定了他们甚么时候以及如何吃饭、清洁、休息，穿着甚么样的衣物，以及使用甚么样的生活用品。如此，生活、工作和垃圾融为一体，就形成了聚群而居、在这个空间中又工作又生活的独特形态。聚居的群落，也结成了相互交织的紧密的关系网络。（48）

一个以垃圾为核心的社会就这样生成了。这个社会是有活力的，具有自组织能力，也能够生长出更多的细节。比如，会有为他们服务的小吃店、杂货店（同样非正式，没有执照），以及黑车。

精读卡龙的文本，我发现，ANT的高妙之处还不止于此。

通常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客观世界，这个客观的世界存在一个同样客观的规律，仿佛冥冥之中存在一块刻着真理铭文的石碑，科学家只是石碑的发现者，他们的任务无非是用拂尘和抹布把石碑上的泥土擦去，让预先刻就的铭文呈现出来。这种意象的真理铭文，只能是上帝刻上去的。不过，按照SSK的观点，科学家只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他们手里拿着的不仅是拂尘和抹布，还有锤子和凿子，上面的铭文是他们刻上去的。[3] 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确定的知识。

ANT把这个逻辑推广到社会关系上。功能主义社会学把社会视为由一些相对稳定的角色（roles）构成的实体，角色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学家的任务是把已经存在的关系发现出来，阐释出来。ANT讨论的是actor，按照SSK的逻辑，无论是actor还是他们的关系，都不是预先存在的，更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相互的交往中生成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

《废品生活》中所描写的各种人物，他们与垃圾的关系，也都不是固定的，确定的，是在变化之中的。

不少废品从业者都有过这样的迁居史：本来住在二环，后来迁到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颐和园附近，最后落脚在六环外的冷水。我最初以为他们是农民工，对北京市毫不熟悉，慢慢发现他们才是老北京，见证北京的发展轨迹的同时，不断被边缘化、农村化，每一次城市化的扩张，都把他们挤向外围。（104）

他们的生活在变化，他们与垃圾的关系在变化，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也在变化。于是这本书所描写的，只能是在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有的家庭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们熟悉这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从来不属于他们。尽管，每个家庭都是actor(或actant)，有一定的主动权，有一定的行动力。不过，他们的主动权和行动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在冷水村的住处，随时可能被征用，被推倒。他们只能被动地应对这类变化，迁往更远的地方。

这种“被”的生活，“非”的生活，使他们无法制定长远的规划。

……这些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人，是多么容易改变主意。他们多面习惯于没有计划，或者随时改变计划，不管是长远的还是近期的。……很多时候，他告诉你一个日期或者一个计划，但后来你发现他并没有真的那么做。不需要问，每个人的计划都在变动当中。没有人能肯定未来的打算。（58）

ANT深刻的地方还在于，那些试图“揭示”、阐释、阐发这些关系的学者，也是一个actor。在这个意义上，《废品生活》所描述的，其实是两位作者观察到的现象。而她们的观察，参与到了她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之中。在长时间的调查、访谈中，她们本人，也成了冷水村的“非正式”成员，她们出的主意也会收到重视，对被调查者的生活产生影响。（62）

印象派大师高更有一幅画，题为“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我们对都市中的一切物品，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都市中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在被废弃之后，又成为各种形态的垃圾（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工业文明如同一个热机，把大自然转化成垃圾场，热机的功率越大，技术越发达，转化垃圾的能力越强。从大自然到垃圾场是一个“能物流”。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热力学系统，依赖着这个能物流。任何人要在城市里生存，都要从这个能物流中截取一部分。显然，在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的上游，能物流如大河一般，密度高，流速快；到了下游，到了末梢，就变成娟娟细流，获取同等能量和物质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

能物流的前端必然进入社会建制化的管道，被优先分配，这就是“正式经济”。剩下的部分，就是“非集”了。“非正式经济”只能从建制化管道的缝隙中截取漏出来的能物流。废品和垃圾原本是能物转化链条的末梢，是被抛弃的部分，而废品回收则要对这个末梢再次分割，提取价值。

书中引用了Joshua Goldstein的研究，在计划经济时期，垃圾回收曾经是正式经济的一部分。1950年代，大约有7000名从事垃圾回收的个体组建为一个叫“北京市废品回收公司”的国营单位（xv），后来改名为“北京物资回收公司”。2000年后，这家公司“逐渐把原本驻扎社区的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车公司项目，原来全市两千多个回收站降为后来的几个，也顺理成章地把单位的老员工分配到新的业务上”（xvi）。国营回收单位一方面垄断着重型金属的工业回收，一方面开发新业务。“薪水福利好的国企工人，不愿意也不需要在全市迅速增长的小区生产的垃圾堆里寻找、分拣、跨城运送可回收物品。这种劳动力成本和投入都超高的工序，在这二三十年由十几万农民工一力承担。”（vii）有意思的是，北京物质回收公司也曾尝试吸纳农民工为其工作，“给他们稳定工资、制服、规定工作时间等等，但是这种尝试大都以失败收场，收废品人根本不愿被收编到体制里。”（xvii）这种收编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过，显然，在废品回收这个领域是明显的国退民进。

两位作者在一个脚注中说，“非正式经济”是“指政府和正规资本都不介入的经济领域”（11）。“政府不介入是因为它不属于认为应该提供的服务，而政府要管理这些活动又成本太高；正规资本不介入是因为利润太低，由于无法集约生产，成本太高。”（11）其实在我看来，政府不介入与资本不介入的原因是一样的：面包渣太碎了。

虽然，面包屑对于人来说，已经过于零散，捡拾成本太高，但是对于蚂蚁来说，还可以看做是富矿。“蚁民”依靠能物流的末梢生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放弃更多的权利。

如前所述，熵增加是不可逆的。从本以高熵状态的废品和垃圾中，析出部分低熵物质，必然会导致周边环境更大的熵增。从宏观上看，这项活动一定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都在所难免。对他们自身而言，难免要付出自身和下一代的健康。

拾荒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确实令初来者难以忍受。地面无处下脚，下雨会把整个院子变成坑洼的泥沼，而仅仅是垃圾里面流出来的脓液，也会让地面湿滑不堪。当然，进入这个空间，最受到冲击的首先是嗅觉。扑鼻而来的那种垃圾特有的酸臭气息，冲进口鼻，强烈的味道令人窒息作呕。在这样的空间待得久一点，会令人头晕。（45）

就这样，非正式的人，从事非正式的经济，过着非正式的人生。

而即使这样的生活，也能吸引他们离开家乡，可以推想，乡村的退化该是何等严重。

不久前，在一个乡建活动中遇到歌手孙恒，他为大家唱歌，他说，当富士康十三跳之后，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要为他们写一支歌。人不是机器，每个人都有尊严。

，冷水村很多人刚来北京时，都曾在国有研究所里打工。但是一两年后，纷纷跳槽。国企虽然位于冷水村食物链的上游，但是真正享受这个上游的是国企里的有编制的正式人员。而他们，作为“非”的合同工，只是这个上游中的下游。这时，对于他们来说，村里的废品回收行业，反而成了下游中的上游。“收废品正是一个需要一定市场资料和劳动技能，又能获取高工资的行业。”（106）显出上下游分形结构的复杂性。

更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所有放弃当工人的，都跟我们说希望更自由一些。（106）

在这本书里，“自由”是一个关键词，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

事实上，这一点令人惊讶──这个大院几乎所有的拾荒者，都喜欢说自己“自由”。“自由”在这里是如此高频出现的词语，令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由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由和垃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86）

在程大叔的故事中（85﹣94），两位作者写到，程大叔很少真的不出门工作，每天长时间在外面奔波，没有节假日，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也是每日照旧，“自由度”并不大。不过，相比于在工厂打工，两位作者总结到：这种自由首先是“给自己打工”所带来的安全感，不用担心随时会被辞退，会被拖欠工资，只要劳动就有收入，并且可以迅速变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来自那种自己做决定、自己安排时间的“当家做主”之感。（87）

在这里可以看到，自由与尊严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工厂打工，处于工厂食物链的底端，地位卑微，长期被忽视、被冷漠、被剥夺，要忍受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屈辱，大多数人没有升迁的渠道，更何况工资并不算高。虽然收垃圾也会频繁遭到白眼、鄙视、屈辱，但是，它们并非来自同事与上级，心里感受大为不同。

作垃圾生意十几年，程大叔算得上是个行家了。任何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他都会告诉你用途和销路。旧球鞋的底会拆下来，卖到橡胶加工厂；旧衣服可以用来做被子的填充物──当然，这被子并不是给人盖得出，而是大棚里盖蔬菜用的；完全没有腐败的食物，还可以卖到养猪场喂猪。（88）

从这番描述里，可以感受到，程大叔熟悉自己的工作，也从这个工作中获得了尊严。他是专家，是他在掌控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所掌控。

与尊严相关的，还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梦想。

故事的主人公也不认为“废品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理想中的故乡。他们把北京的生活当做临时的生活，他们忍受这种生活，是为了回到故乡。很多人拼命赚钱，在家乡建一个大房子。王大哥甚至在家乡县城的高档小区里买了一个电梯房。（29﹣30）。他们把家乡的房子装修得极为现代，家具家电，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而在北京则是各种应付。与废品和垃圾生活在一起，也的确难以讲究太多。但是实际上，家乡的那个大房子好房子，他们往往只能在春节时才能享用。北京的“临时的”房子，却是他们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王大哥的电梯房他更多地是在视频中享受（29），程大叔家里的新房子空无一人，还要付钱请邻居帮忙看家（93）。

他们长期“临时地”生活在北京，但是他们生存的意义要在很少回去的家乡里获得，恰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名字：生活在别处。

然而，家乡，他们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

春节后一次饭局，刘成纪教授说起回老家，说等村里的老人都走了，老家就回不去了。我说，主要是因为没有祠堂了。

中国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乡绅自治。乡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地方社会的组织者。在乡绅阶层整体消失之后，乡间失去了传统的自组织力量，也失去使自己得以作为自己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的狂风之中，传统乡村迅速风化，崩解。

198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而农民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是不清楚的。人民公社解体，土地重新分给农民，但农民并不拥土地的所有权，只拥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农民仍然不能为自己生产的粮食定价。农民在土地上劳动一年的收入，还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月。义务教育普及，新一代农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能力去城里打工。而城市膨胀，也需要农民进城从事下游的工作。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价格低廉的工资甚至还要拖欠、抵赖。

从单一单向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主义看来，传统的文化都是落后的、陈旧的、迷信的，没有价值的，应该丢弃的。1950年代之后，在全国一统的制度化教育中，预设了发展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多样性的文化失去了传承的正规渠道。相反，农民的孩子受到的学校教育越多，学得越好，越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我把这称为“传统地区的教育学悖论”。城市代表进步，乡村代表落后。使得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4] 。乡里小学的好学生，被认为应该去县里读中学；县里中学的好学生，该去省城、北上广读大学；当然，大学生又把出国当做下一个目标。

新一代农民对于土地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没有感情，越来越不会做农活。尤其是那些读了高中的学生，在人生成形的青春时代，没有用来向父辈学习在土地上耕作，而是用在学校──学习那些首先用来备考大学的知识上，一旦考不上大学，就成了彻底的边缘人。没有能力也不甘心回到农田，只好成为城市里飘荡着的边缘人。

歌手孙恒在农村长大，上过大学，做过音乐教师，做过流浪歌手，后来创办了北京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意义。任职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博士写了两本关于农民工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他们拒绝使用农民工这个词，认为其中包含歧视，也不准确。他们认为，这个词在1980年代用来描述那些在农闲时进城打工的农民还算恰当，而现在这些人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甚至就在城里出生，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新工人”！[5] 既不同于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国企工人，也不是农民。有时，他们也采用打工者，工友来代替。

新工人这个概念似乎还不能包括《废品生活》故事中的主角，但他们的境遇是相似的。都是第一代离开农村，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差别只在一者服务于“正式经济”，一者服务于“非正式经济”。相对于城市“主流社会”而言，他们有更多的共性。就如吕途和北京工友之家所总结的，城市是“待不下的城市”，家乡是“回不去的农村”，只好“迷失在城乡之间”。。

他们的下一代，更加难以回去。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是，让下一代上学，读书，离开“废品生活”。比如马大姐，坚决不让儿子碰垃圾，一下也不能碰（18）。不过还有很多人的后代，转了一圈，又回到冷水村，与垃圾为伴。

其实可以说，小玲是在这个院子长大的，这里的人都是她的四川老乡或者亲戚，虽然中间回老家上学，但是放假又会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可以说，她不像一般的农民工“京漂”。反过来，她本来就是在北京长大，北京有太多她的成长记忆。她后来回四川上学、结婚、生小孩，然后又回到北京“老家”，跟一直留京的四川亲戚邻居“重逢”。（69）

回不去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来，他们的关系、人脉、围绕垃圾建构起来的生存技能，在家乡完全没有用武之地（72）；二来，家乡已经被风化了。

在文化上，乡村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自组织能力，不再能为她的子孙提供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生态上，经过了三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农田已经变成了污染源。环境上，作为工业文明食物链的下游，乡村成为工业文明废弃物的终端。在他们建在家乡的大房子外面，随处可见的很可能是农药瓶子、化肥袋子，不知来处的建筑垃圾，乃至于工业废弃物。

这种现象是诡异的。他们在都市里过着“废品生活”，努力减少着都市里的垃圾，而在他们梦想中的家乡，在他们寄托价值和尊严的大房子外面，是另一个垃圾的世界。

她昂着头，高跟鞋踩过垃圾场，就象是冷水村这个多元社会的绝妙隐喻，令人觉得超现实，又难以言喻的逼真。（140）

这是《废品生活》最后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句，一种难以言喻的末世景象，我借来作本文的结尾。

 2017年2月10

2017年2月19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17年7月3日

香港 天水围

2017年7月16日

福建 永春

2017年7月17-19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张劼颖，《废品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本文括号中的数字，均为该书页码。

发表与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8月号，总第一六二期。pp122﹣134. 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原版。

[1]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嗎》，科學出版社，2007年。

[2]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垃圾，《今天》雜誌，2011年春季號，pp284-306

[3] 參見田松，何以知其然也──上帝視角與相對主義，《科學與社會》，2015年第四期，pp62﹣69

[4] 田松，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稻香園隨筆》，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5] 呂途，《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002頁。